我从《随笔》上抄的一些相关笔记，大家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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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随笔》上抄的一些相关笔记，大家参考一下
由 阳光男孩 周一 二月 25, 2008 7:50 pm
“1986年11月，三个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了一个‘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国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意。’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朱正：《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随笔》2008年第1期，第74页）
“都说延安是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王实味就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都说这里是艰苦奋斗的大熔炉，王实味就说‘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所有的人都以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荣，只有高长虹收到了请柬而不去，萧军也对延安有自己的看法。最近《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他在延安的日记，其中就可以看出延安生活的另一面。”（谢泳：《延安研究漫谈》，《随笔》2008年第1期，第77页）
“抗战时的延安，是圣地。……中外人士，延安归来，赞叹一片。应该说，众人看到的，并没有假，只不过，在这整洁清廉的景象背后，还会有点别的东西。当时来延安参观的名记者赵超构，就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以他的观察，延安人的生活是标准化的，所有人都不足为整齐划一，跟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更进一步，他写道，‘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而且，‘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更奇特的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版，第77页）”（张鸣：《标准答案化生存》，《随笔》2008年第1期，第81页）
“所谓绿原为‘中美合作所特务’的罪名，只见诸毛的按语，事后不久即由公安部公安部专案组查明并无此事，但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的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却怕拂逆‘圣意’，不敢向毛报告，决定维持原案。”（邵燕祥：《为路莘〈三十万言三十年〉作序》，《随笔》2008年第1期，第136页）
“都说延安是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王实味就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都说这里是艰苦奋斗的大熔炉，王实味就说‘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所有的人都以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荣，只有高长虹收到了请柬而不去，萧军也对延安有自己的看法。最近《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他在延安的日记，其中就可以看出延安生活的另一面。”（谢泳：《延安研究漫谈》，《随笔》2008年第1期，第77页）
“抗战时的延安，是圣地。……中外人士，延安归来，赞叹一片。应该说，众人看到的，并没有假，只不过，在这整洁清廉的景象背后，还会有点别的东西。当时来延安参观的名记者赵超构，就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以他的观察，延安人的生活是标准化的，所有人都不足为整齐划一，跟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更进一步，他写道，‘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而且，‘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更奇特的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版，第77页）”（张鸣：《标准答案化生存》，《随笔》2008年第1期，第81页）
“所谓绿原为‘中美合作所特务’的罪名，只见诸毛的按语，事后不久即由公安部公安部专案组查明并无此事，但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的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却怕拂逆‘圣意’，不敢向毛报告，决定维持原案。”（邵燕祥：《为路莘〈三十万言三十年〉作序》，《随笔》2008年第1期，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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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uhkai 周三 二月 27, 2008 10:13 am
延安问题其实陈永发早已经根据陕甘宁边区档案进行了研究。其实王实味是讲了真话。而世人夸延安是因为他们对延安不甚了解，抑或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舆论的控制。
费孝通的做法反映出来的是存在于1957年以后的大陆余存知识分子中的一种“ccp放长线钓大鱼”的认知，这种认知长久存在，并且被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情于理是逻辑上无可挑剔。作为历史学研究者，很多人对此却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其实，我看这里面也有政治的因素，正如费孝通所作的那样，无畏的牺牲没有必要，事实就是那样，后人会知道的。
费孝通的做法反映出来的是存在于1957年以后的大陆余存知识分子中的一种“ccp放长线钓大鱼”的认知，这种认知长久存在，并且被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情于理是逻辑上无可挑剔。作为历史学研究者，很多人对此却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其实，我看这里面也有政治的因素，正如费孝通所作的那样，无畏的牺牲没有必要，事实就是那样，后人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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