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空间“奥德赛”
中国的空间“奥德赛”
多年来,我们自恃身处体制中,会对这个国家的实质了解的比任何外国人要来得多、来得彻底,但是,我们错了,中国这种体制——被作者称之为列宁式的体制——恰恰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更是像身处庐山之中,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这是一篇观察家评论,它还带有一点“克林姆林宫研究法”味道,因此我们对它的评价应该多用“是否有理”,而不是更多的“是否真实”。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引导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发现新的问题,颠覆长期被扭曲了的思维模式。
为什么西方国家长期质疑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可以信赖的合作者?为什么美国会反复的提出中国开放军事信息这类无理的要求?为什么美国一直视中国为一个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怪罪美国人用所谓的“冷战思维”来理解中国,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中国不想成为下一场冷战的主角之一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具有实质内容的东西,至少,我们是否可以努力消除毛时代留给美国人的历史记忆。
作者:Bates Gill,《中国的新安全外交》(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一书的作者,他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的名誉主席
Martin Kleiber 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Foreign affair V 86 ,N 3
评论: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暴露出北京决策层内部缺乏沟通与协调(Beijing’s right hand may not know what its left hand is doing)
自中国在过去的1月份里用弹道导弹摧毁了自己其中的一枚气象卫星以来,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对这一行动的目的表示迷惑。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反卫星试验(ASAT)是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一次挑战,鉴于现在美国在军事上很大程度地依靠其空间设施来实现即时通讯、战场预警、武器引导、情报搜集和侦察,北京的战略家们已经为是否通过发展非对称能力来弥合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并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这一问题争论多年。中国发射这枚导弹意图在于向华盛顿表明自己可以通过相对较为简单的手段削弱美国的优势,从而达到目的。
另一些分析家认为这次试验是中国为了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禁止空间武器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美国加速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后,北京不断的在联合国会议上推动各方实现裁军,并最希望终达成一项多边禁止空间武器的条约(目前已经知道的建议如: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或者叫“PAROS”条约),但是,出于维护在外层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始终不关注这类协商。
这两种解释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北京要表里不一?为什么在煞费苦心地塑造其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并寻求和谐世界的同时,北京会做出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事情来?中国是怎样类型的对手?
真正的答案可能更简单,也可能很让人更费解,概括地讲,北京决策层内部缺乏沟通和协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它的战略火箭部队,很可能在未和其他安全、外交等重要部门——至少是未和一些外界熟知的部门——进行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实行了反卫星试验。较之试验本身所揭示出来的中国的军事野心和军控现实,这可能是一个更加让人迷惑的思考视角。
这已经不是中国军方第一次瞒着其他安全和外交机构开展行动。2001年6月,在中国战斗机和美国EP-3侦察机相撞后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军方没有完全透露已经掌握的关于事件的信息,军方通过在海南的基地(EP-3迫降的地方)获得了完整的消息,但并没有向北京提供全部的事件细节——尤其是没有向外交部长,这意在阻扰中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同样,在2003年的早些时候,军方最初隐瞒了关于非典(SARS)爆发的消息,尽管广州军区的军医们已经发现非典自1月就开始在南部中国爆发,甚至,当2月末3月初,非典扩散到北京的主要军队医院时,军方并没有将这些情况告诉民政部门。在一名军医向媒体透露一家医院里有60名非典患者并且其中的6位疑似患者已经死亡后,消息才传出来,6月初,消息在《时代》上刊出才使中国政府动员对抗非典,处理军方掩盖消息所造成的恶果。
直至今天,这类信息被视如珍宝,并很少在中国列宁式的体制中被共享,较流行的私下观点认为:在中国政府内部,最重要决策协商在最高层之间开展,在下面,政策协商和信息的共享则极少开展。实事上,中国的官僚政治倾向封锁消息确保相应的竞争对手不会利用它来获利,尽管,这些情况在所有国家官僚政治中都会存在,但是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将其推向了极端。而军方——这个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逾越了自己角色的机构,保持着自己特有的独立性和保密机制。
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军方是一个不听话的部门呢?不,中国***依旧控制着枪杆子。胡景涛身兼三职,他作为军委主席领导解放军,并兼任中国***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他控制着主要的政治力量。军委是联结军民体系的关键节点,作为其中唯一的文职性质的人员,胡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核心作用。对于反卫星试验,他无疑是知情并且支持的。
但是,在分析了中国外交部于1月份做出的关于反卫星试验的解释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官员断定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们没有预先被告知——至少没有预先和相关知情者协商过此事,因为,外交部长花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做出简短的声明和解释。甚至在试验后的第10天,外交部长李肇星说他自己“尚未收到任何(关于试验的)确切消息”(译者认为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并不能说服读者,因为极有可能是李未授权发布消息,并不是等于他被蒙在鼓里)。被叫来向世界各国政府作解释的中国外交官们其实他们自己有时也感到困惑,同样,他们也被蒙在鼓里。
大量的空间垃圾
且不论谁先知道试验在何时何地进行。这次事件只会促使人们更加的关心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军事力量的威胁,副总统迪克·切尼说道:“反卫星试验和中国快步的军事建设……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力量崛起的国家目标不一致”,国防部长盖茨认为事件是很棘手;参联会主席彼特·佩斯称之“令人十分烦恼”。对于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琼·凯尔而言,这是一种威胁、挑衅和警示。
同样,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多少也让人有些惊讶。多年来,中国的核战略家们已经低调地警告对手美国,解放军将努力获得反卫星能力。最近的一次试验是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反卫星试验的一部分,其他的项目还包括研制一种能使卫星失盲的激光器。看来,五角大楼2006年关于解放军现代化的报告看似低估了中国的能力,因为,它只是宣称中国只能通过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来摧毁或致盲一颗卫星。1月份,解放军精确地追踪、摧毁一枚卫星,表明其能力比美国政府估计的要强。
事件会促成美国对中国空间计划更为细致的研究,这已经给了导弹防御项目的推进和相关技术的预研带来紧迫感,这些技术将用来应对中国等其他国家对美国空间设施的威胁,并将进一步引发关于加强出口管制和限制对华高科技贸易的争论,尤其是在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
反卫星试验同样引发对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伙伴的可靠性的怀疑。许多非正式的观察家相信,中国的行为给外层空间轨道带来了空前多的碎片垃圾,并对未来数十年内包括中国自己的卫星在内的空间设施安全产生隐患。试验不仅让北京证明了自己针对美国空间军事设施的威胁能力,对其他国家而言,同样引发了对之前被忽视的民用卫星日常使用安全利益的关注,比如,在天气预报、金融信息传递和电话业务等领域。
另外一点,上述分析都没有很好的预测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反卫星试验之前,双方的关系甚至已经陷入困境。虽然,双方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努力维持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是,新的矛盾已经显现。中国在南亚以及非洲等地的外交活动最近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由于不断增长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中国政府人为地控制人民币汇率和违反知识产权,新的民主党国会似乎要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在经济领域对华实行强硬政策。 由于目前布什的支持率很低,并且大选将至,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分子,他们都将会针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展开批评,并且要求白宫采取强硬的措施(或者保证如果他们掌权将会兑现这些要求)。反卫星试验将无力消除弥漫于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事件本身已经破坏了中美之间空间合作的基础,在2006年布什总统和胡在华盛顿的首脑峰会上表示要促进关于空间活动的联系和合作后,去年夏天,一个国会代表团参观了酒泉发射基地,9月份,国家宇航局的负责人去了中国——这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上都是首次,,但是,类似的合作方式目前已经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宇航局相关的佚名官员指出:“中国试验和发展类似的武器是和双方领导人所确定的关系框架是相违背的”,潜在的含义却是指合作议程内的行动——已经开始升级为对抗——并将可能形成巨大的政治对立,尤其对于国会山而言。
中国之迷
除却中国军事意图所产生的显见影响和空间碎片问题,反卫星试验使得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问题变得突出。是不是北京官方决策层中的信息交流的缺乏破坏了其日益复杂并且野心渐长的外交和安全的计划步骤?接触外界并向外界提供信息的官员是否在中国核心的决策层圈子内?世界是否可以期待中国成为一个可信的参与者,亦或将会有更多的出人意料的坏消息?
多年来,北京的外交精英们为是否有可能创立一种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得机构以便于协调好日常的外交和安全进行讨论,一些观点认为戴秉国十分适合扮演作为外交和安全部门联系桥梁的角色,他是中国外交事务中的第二号人物、中共负责对外关系的资深人员、中共中央委员。尽管,这些消息都是可靠的,但是,戴是否有实力胜任这个角色却值得怀疑,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军方是否有意放弃一些权力——对自己获得的信息的垄断权和一些决策权——以便于形成决策层内部的协商机制,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更大的宗派势力,那么,则种机制的形成将是变得更加的困难。
同时,正如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言的那样,对于美国和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共享者还是有可能的。然而,自反卫星试验和其他相关的事态发展后,中国的一些渠道透露出来的全面保证还是具有欺骗性并且受到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这不是新问题,不仅仅北京会面对,但是,中国目前已经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并且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危险——具有挑衅性质的军事行动,高危疾病的出现、有毒物质造成的环境灾难,不安全的商业操作——较之以前更有可能会在其国界之外产生令我们无法预料的战略性影响。
不管怎样,恰如华盛顿和北京互相视对方为愈发疯狂的黩武者那样,双方未来注定变得更加纠缠不清,并且彼此间的关系会在未来的数十年间更加深刻的影响全球安全和繁荣。但是,如果双方的国内的决策层内部协调不当、行事不谨慎,亦或双方政府间的交流贫乏,不可预料的事件将会很快的发生并且会导致事态失控。当事件里包含军事或军事意图性质的时候,这会更加的明显,因为,中美两国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并且正在为互相间潜在的可能冲突做准备。
对于北京而言,防止误解要求更好的掌控好其向邻邦以及美国发出的信息,高层领导需要迫切做的是怎样去落实——显示出通过建立更有效的部际协作程序打破旧有行政官僚机制的决心;将外交和安全部门中的更多的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推到前台与外界打交道;增强政府部门权力和增加对军方的约束,这些手段将视具体情况而变通。总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增加意味着北京的政策必须更加的透明、一致,这样,美国和其它国家才不会苦恼中国究竟能成为一个怎样的合作者。
这是一篇观察家评论,它还带有一点“克林姆林宫研究法”味道,因此我们对它的评价应该多用“是否有理”,而不是更多的“是否真实”。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引导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发现新的问题,颠覆长期被扭曲了的思维模式。
为什么西方国家长期质疑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可以信赖的合作者?为什么美国会反复的提出中国开放军事信息这类无理的要求?为什么美国一直视中国为一个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怪罪美国人用所谓的“冷战思维”来理解中国,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中国不想成为下一场冷战的主角之一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具有实质内容的东西,至少,我们是否可以努力消除毛时代留给美国人的历史记忆。
作者:Bates Gill,《中国的新安全外交》(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一书的作者,他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的名誉主席
Martin Kleiber 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Foreign affair V 86 ,N 3
评论: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暴露出北京决策层内部缺乏沟通与协调(Beijing’s right hand may not know what its left hand is doing)
中国的空间“奥德赛”
从反卫星试验揭露出来的有关北京决策层的信息
从反卫星试验揭露出来的有关北京决策层的信息
自中国在过去的1月份里用弹道导弹摧毁了自己其中的一枚气象卫星以来,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对这一行动的目的表示迷惑。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反卫星试验(ASAT)是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一次挑战,鉴于现在美国在军事上很大程度地依靠其空间设施来实现即时通讯、战场预警、武器引导、情报搜集和侦察,北京的战略家们已经为是否通过发展非对称能力来弥合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并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这一问题争论多年。中国发射这枚导弹意图在于向华盛顿表明自己可以通过相对较为简单的手段削弱美国的优势,从而达到目的。
另一些分析家认为这次试验是中国为了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禁止空间武器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美国加速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后,北京不断的在联合国会议上推动各方实现裁军,并最希望终达成一项多边禁止空间武器的条约(目前已经知道的建议如: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或者叫“PAROS”条约),但是,出于维护在外层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始终不关注这类协商。
这两种解释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北京要表里不一?为什么在煞费苦心地塑造其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并寻求和谐世界的同时,北京会做出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事情来?中国是怎样类型的对手?
真正的答案可能更简单,也可能很让人更费解,概括地讲,北京决策层内部缺乏沟通和协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它的战略火箭部队,很可能在未和其他安全、外交等重要部门——至少是未和一些外界熟知的部门——进行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实行了反卫星试验。较之试验本身所揭示出来的中国的军事野心和军控现实,这可能是一个更加让人迷惑的思考视角。
不羁者?
这已经不是中国军方第一次瞒着其他安全和外交机构开展行动。2001年6月,在中国战斗机和美国EP-3侦察机相撞后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军方没有完全透露已经掌握的关于事件的信息,军方通过在海南的基地(EP-3迫降的地方)获得了完整的消息,但并没有向北京提供全部的事件细节——尤其是没有向外交部长,这意在阻扰中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同样,在2003年的早些时候,军方最初隐瞒了关于非典(SARS)爆发的消息,尽管广州军区的军医们已经发现非典自1月就开始在南部中国爆发,甚至,当2月末3月初,非典扩散到北京的主要军队医院时,军方并没有将这些情况告诉民政部门。在一名军医向媒体透露一家医院里有60名非典患者并且其中的6位疑似患者已经死亡后,消息才传出来,6月初,消息在《时代》上刊出才使中国政府动员对抗非典,处理军方掩盖消息所造成的恶果。
直至今天,这类信息被视如珍宝,并很少在中国列宁式的体制中被共享,较流行的私下观点认为:在中国政府内部,最重要决策协商在最高层之间开展,在下面,政策协商和信息的共享则极少开展。实事上,中国的官僚政治倾向封锁消息确保相应的竞争对手不会利用它来获利,尽管,这些情况在所有国家官僚政治中都会存在,但是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将其推向了极端。而军方——这个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逾越了自己角色的机构,保持着自己特有的独立性和保密机制。
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军方是一个不听话的部门呢?不,中国***依旧控制着枪杆子。胡景涛身兼三职,他作为军委主席领导解放军,并兼任中国***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他控制着主要的政治力量。军委是联结军民体系的关键节点,作为其中唯一的文职性质的人员,胡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核心作用。对于反卫星试验,他无疑是知情并且支持的。
但是,在分析了中国外交部于1月份做出的关于反卫星试验的解释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官员断定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们没有预先被告知——至少没有预先和相关知情者协商过此事,因为,外交部长花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做出简短的声明和解释。甚至在试验后的第10天,外交部长李肇星说他自己“尚未收到任何(关于试验的)确切消息”(译者认为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并不能说服读者,因为极有可能是李未授权发布消息,并不是等于他被蒙在鼓里)。被叫来向世界各国政府作解释的中国外交官们其实他们自己有时也感到困惑,同样,他们也被蒙在鼓里。
大量的空间垃圾
且不论谁先知道试验在何时何地进行。这次事件只会促使人们更加的关心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军事力量的威胁,副总统迪克·切尼说道:“反卫星试验和中国快步的军事建设……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力量崛起的国家目标不一致”,国防部长盖茨认为事件是很棘手;参联会主席彼特·佩斯称之“令人十分烦恼”。对于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琼·凯尔而言,这是一种威胁、挑衅和警示。
同样,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多少也让人有些惊讶。多年来,中国的核战略家们已经低调地警告对手美国,解放军将努力获得反卫星能力。最近的一次试验是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反卫星试验的一部分,其他的项目还包括研制一种能使卫星失盲的激光器。看来,五角大楼2006年关于解放军现代化的报告看似低估了中国的能力,因为,它只是宣称中国只能通过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来摧毁或致盲一颗卫星。1月份,解放军精确地追踪、摧毁一枚卫星,表明其能力比美国政府估计的要强。
事件会促成美国对中国空间计划更为细致的研究,这已经给了导弹防御项目的推进和相关技术的预研带来紧迫感,这些技术将用来应对中国等其他国家对美国空间设施的威胁,并将进一步引发关于加强出口管制和限制对华高科技贸易的争论,尤其是在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
反卫星试验同样引发对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伙伴的可靠性的怀疑。许多非正式的观察家相信,中国的行为给外层空间轨道带来了空前多的碎片垃圾,并对未来数十年内包括中国自己的卫星在内的空间设施安全产生隐患。试验不仅让北京证明了自己针对美国空间军事设施的威胁能力,对其他国家而言,同样引发了对之前被忽视的民用卫星日常使用安全利益的关注,比如,在天气预报、金融信息传递和电话业务等领域。
另外一点,上述分析都没有很好的预测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反卫星试验之前,双方的关系甚至已经陷入困境。虽然,双方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努力维持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是,新的矛盾已经显现。中国在南亚以及非洲等地的外交活动最近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由于不断增长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中国政府人为地控制人民币汇率和违反知识产权,新的民主党国会似乎要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在经济领域对华实行强硬政策。 由于目前布什的支持率很低,并且大选将至,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分子,他们都将会针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展开批评,并且要求白宫采取强硬的措施(或者保证如果他们掌权将会兑现这些要求)。反卫星试验将无力消除弥漫于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事件本身已经破坏了中美之间空间合作的基础,在2006年布什总统和胡在华盛顿的首脑峰会上表示要促进关于空间活动的联系和合作后,去年夏天,一个国会代表团参观了酒泉发射基地,9月份,国家宇航局的负责人去了中国——这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上都是首次,,但是,类似的合作方式目前已经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宇航局相关的佚名官员指出:“中国试验和发展类似的武器是和双方领导人所确定的关系框架是相违背的”,潜在的含义却是指合作议程内的行动——已经开始升级为对抗——并将可能形成巨大的政治对立,尤其对于国会山而言。
中国之迷
除却中国军事意图所产生的显见影响和空间碎片问题,反卫星试验使得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问题变得突出。是不是北京官方决策层中的信息交流的缺乏破坏了其日益复杂并且野心渐长的外交和安全的计划步骤?接触外界并向外界提供信息的官员是否在中国核心的决策层圈子内?世界是否可以期待中国成为一个可信的参与者,亦或将会有更多的出人意料的坏消息?
多年来,北京的外交精英们为是否有可能创立一种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得机构以便于协调好日常的外交和安全进行讨论,一些观点认为戴秉国十分适合扮演作为外交和安全部门联系桥梁的角色,他是中国外交事务中的第二号人物、中共负责对外关系的资深人员、中共中央委员。尽管,这些消息都是可靠的,但是,戴是否有实力胜任这个角色却值得怀疑,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军方是否有意放弃一些权力——对自己获得的信息的垄断权和一些决策权——以便于形成决策层内部的协商机制,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更大的宗派势力,那么,则种机制的形成将是变得更加的困难。
同时,正如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言的那样,对于美国和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共享者还是有可能的。然而,自反卫星试验和其他相关的事态发展后,中国的一些渠道透露出来的全面保证还是具有欺骗性并且受到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这不是新问题,不仅仅北京会面对,但是,中国目前已经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并且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危险——具有挑衅性质的军事行动,高危疾病的出现、有毒物质造成的环境灾难,不安全的商业操作——较之以前更有可能会在其国界之外产生令我们无法预料的战略性影响。
不管怎样,恰如华盛顿和北京互相视对方为愈发疯狂的黩武者那样,双方未来注定变得更加纠缠不清,并且彼此间的关系会在未来的数十年间更加深刻的影响全球安全和繁荣。但是,如果双方的国内的决策层内部协调不当、行事不谨慎,亦或双方政府间的交流贫乏,不可预料的事件将会很快的发生并且会导致事态失控。当事件里包含军事或军事意图性质的时候,这会更加的明显,因为,中美两国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并且正在为互相间潜在的可能冲突做准备。
对于北京而言,防止误解要求更好的掌控好其向邻邦以及美国发出的信息,高层领导需要迫切做的是怎样去落实——显示出通过建立更有效的部际协作程序打破旧有行政官僚机制的决心;将外交和安全部门中的更多的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推到前台与外界打交道;增强政府部门权力和增加对军方的约束,这些手段将视具体情况而变通。总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增加意味着北京的政策必须更加的透明、一致,这样,美国和其它国家才不会苦恼中国究竟能成为一个怎样的合作者。
suhkai- 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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