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宽哥问题的一点回应

今天杨国强的课上，宽哥提问，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叩关之后有着不同的反应，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而且在民众中和我们传统的基础教育中都不太重视的一点就是，西方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日本的视野，我们都知道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与明代开始的闭关政策不同，并非日本政治的传统，日本由于文化、经济上的需要，从来都是对外开放的，从遣唐使、勘合贸易到后来战国时代各个大名积极的引用西洋技术，甚至出现了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大名，而德川的锁国令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的，德川的锁国令，主要是延续了峰臣对基督教势力在日本的扩张，基于此，而进行的锁国，这与中国那种自大的闭关政策决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在锁国之后，代表西方学问的“兰学”也没有被完全禁止掉，即使没有儒学那样重要，但也是当时日本相当重要的知识资源，因此，日本在前近代对西方学问所抱的心态也是和中国不同的，后来能够顺利地没有受到太大阻碍的引进，事实上之前已经有了铺垫。而且幕府政权同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很不同，当时的幕府政权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很敏感，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事实上是个很了解西方的人，当时除了西南诸蕃的尊王壤夷的政治思潮，还有着强大的“公武合体”的政治思潮，其实就是在寻求幕府与公家共存的方式，这些，都是与中国当时的思想界、政制形态很不同的地方，或者说，日本的接受西方，早在美国黑船叩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种接收和了解是各个集团都在进行德，这与中国的情形是迥异的。

1、诚然，日本有“兰学”，而我们自明末清初有过一次短暂的较大规模的口西文化交流外，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确实缺乏与西方的交流，缺乏对西方的了解。然而楼主没有回答主什么中、日之间会有这样的不同，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2、楼主所列举的一些史料如能有出处最好。
3、窃以为此中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一些本质差异。文化是根本原因，而两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情况也着很重要的作用。
4、如果传统文化是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能迅速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新情况？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我觉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期盼着楼主能够再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两国国土的资源和地理环境，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的话，这个影响有多大？这个角度考虑看看

magicwinner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的确，中、日两国的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进而造成了两国民族心理的不同也是两国对面临外来危机时反对不一的重要原因，然而，窃以为此不为根本原因，不知magicwinner兄意如何？

对楼主有一些质疑，咱们就当成讨论了，诚如宽哥所说的那样，搂住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列出引处。对于一些观点本人觉得其本身就是有点武断。不能说服人。历史毕竟不是哲学之类的东西，需要尽量多的证据。
以下观点是缘何得出的。因为这些判断都是支撑你的总体逻辑的。所以在说服人之前，需要列出来。

西方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日本的视野，本由于文化、经济上的需要，从来都是对外开放的？遣唐使、勘合贸易到后来战国时代各个大名积极的引用西洋技术，这些都是政策性的表现，并不代表日本人一直将西方放在自己的事业之内，而且遣唐使之能说明在那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有交流，不能说明他们一直关注西方，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日本遣唐使的那些“量”不足以说明日本是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些活动究竟对日本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是一个问号，我们其实有夸大其作用的因素，这个观点来自于本科的日本学老师。

日本在前近代对西方学问所抱的心态也是和中国不同的？

日本的接受西方，早在美国黑船叩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日本的锁国与中国那种自大的闭关政策决不可同日而语？

就此问题我向朋友请教了一下，他就此如下回答，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因为他本人是研究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而且懂日语。我比较赞同从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来分析。
中日锁国的着眼点都是防范天主教渗透。当然在两种迥异的文化心理作用下，形成了叩关后的对外国的不同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中日对于西洋都是排斥和蔑视的态度，只是日本在经历萨英战争长法战争四国炮击下关后迅速认识到差距转而正视并积极学习西方，而中国的反应则略显迟缓。原因一方面是日本长期在中国这一超级大国阴影下，有很强的危机感，对外界的变化相当敏感。另一方面则是幕藩体制的结果：西南各藩在地传幕府建立过程中属于对抗势力，处于受压制地位，当幕府在西方国家打击下呈现颓势时自然会借机起事，同时藩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西南各藩同西方国家的冲突所带来的结果对于其而言是毁灭性的，自然对藩的发展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由盲目的攘夷向学习接受西方发展

中日同西方的早期接触，其实差距并不大，主要还是引进西洋的军事技术，同时引进一些眼镜钟表油画之类，基本都是上流社会作为玩物存在。日本所谓兰学，主流还是医学、天文、地图等技术的引进，事实上，兰学引进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在日本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中日两国在近代走的路实际上是非常相近的，致使日本的成功吸引了太多的注意，而使人忽视了中国的努力和成绩。结果的差别，一方面是文化心理的差别，中国过渡自信下的迟缓和日本危机感下的敏锐，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政治体制，中国的集权下满州统治者对汉族官僚的不信任和防范的掣肘，社会范围内的僵化，枪打出头鸟的传统。相比较下，日本社会结构是多元化的，不同社会力量在争夺国家的控制权时必然要运用一切有价值的手段，在当时最有力的手段便是西化，特别是武士这一社会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广泛参与国家的治理，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管理组织能力和对于国家国民的责任心，另一方面资江户中期以来中下级武士的贫困化使其具有发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动力，地方的藩主出于解决财政困难，对抗甚至推翻幕府的目的，也支持这种变革。因此叩关只是日本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的社会矛盾还远没有到达引发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程度。清季的一系列外患，才是这种矛盾的积累过程，结果便是辛亥革命的变革



所谓明治维新的本意，最初并不在于学习西方，而是在于推翻幕府，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幕府、亲藩：公武合体，借助皇室权威维持统治权；皇室、公家（贵族）：公武合体，恢复被武士夺取的政治权力；大名：公议政体，以藩的实力为后盾分享统治权，保持并扩大作为地方阀族的既得利益，同时分享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中下级武士：倒幕开国，实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改变现状。其中以中下级武士最具影响力，一方面长期从事具体的行政事务，相对于养尊处优的上级武士更具有实际的管理运作能力，眼光更急敏锐，因而迅速掌握了藩政，以藩的力量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其要求与普通民众有相当的共同点。向西方学习只是为获得优势而采取的手段。下级武士尽管掌了权，但在政治上缺少根基，一方面树立天皇权威来压制旧藩主和公卿，另一方面引入议会制度，既可以以民选姿态利用民意抬高身价，也使这些旧的实力阶层可以获得国务发言权，维持其颜面和自尊，避免将其推倒自身对立面

另一方面，主动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可以掌握国家体制选择的主导权，远比任由自由民权运动发展，使政治向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更好。明治维新中的宪法国会，本质上和清末立宪是相仿的，只不过主导者在各自国家中的地位不同，一个是形成中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是成为众矢之的的既得利益阶层，前者是带有浓厚守旧色彩的立新，后者是披着立新外衣的守旧

suhkai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与角度，就此，我想再谈谈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看法：

到底决定或者影响中、日两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士”。

首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出现“自强新政”（见《陈旭麓文集》第一卷，第249页）。领导者以奕䜣、文祥、曾、左、李、张等为主，这些人大都可算是杨老师所谓的“士”，即饱读儒家书籍，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士人相比，他们在学问、信仰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原因是他们的反应如此截然不同呢？这一点，杨老师回答说是由于两者所受的外部打击程度不同，因而反应亦随之不同。然而，杨老师的答案无法解释为什么鸦片战争时遭受打击相当之深的广东地区的文人士子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因为，按杨老师的观点，则广东地区既受打击之深，则其求变革之意当浓，然而，我们没有从历史上看到这个现象的发生。反而是广州城一再掀起“反洋人入城”运动。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其次，日本也有“士农工商”，唯其“士”乃“武士”，非我国之仅谓读书人也。但是，两者在两国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差不大的，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支柱，也是上层与下层联系的纽带。而且我们也知道，日本的武士，也是日本的知识阶层，也饱读我国儒家书籍，深受儒家学说影响（这一点，从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就可以看出其受我儒家学说影响之深）。而且，我们也知道，日本并未与“西夷”有过激烈碰撞，相对中国而言，其受冲击没有中国之大，则何其求变革之意远比中国浓？杨老师的观点也是无法解释日本的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