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的“理论旅行”

在南京没有买到的书，在师大书店里转悠时居然买到了，是杨念群的《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翻这本书时提到了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以前知之甚少，于是便在网上搜索一些相关的资料，摘录出来。　　
　　　　
　　现代性与跨语际书写
　　
　　如何认识晚清以来西潮冲击下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复杂性，一直是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一话题常常在西方中心论与文化本土化的关系中纠缠不休。
　　
　　早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在西方汉学界就已经对建立在西方中心论上中国观加以了批评。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指出，美国二战以来历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都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来看中国历史，而未"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但事实上，柯文所批评的三种模式恰恰也曾是中国知识界所采用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在人类文化学领域的西方学者，如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通过对异文化、边缘文化的深入考察，提出了要打破西方中心的知识观，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吉尔兹强调以"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方法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的立场与角度来阐释他者文化。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也从文化身份的角度不断解构文化中心观，强调文化的混杂性特征。无疑，这些思想对于研究中国文化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启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性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等著述，从跨语际翻译问题入手，为我们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流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带来了新的启示。
　　
　　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这不可否认。也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关系，许多人常常陷入在西方与自我（传统）二难选择困境。而问题是在这二难困境中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西方？这种选择完全是一种被动反应还是一种主动的吁求？如果是出于主动，在这选择过程中我们选取了什么，遗弃了什么？我们是在怎样改写、挪移、变形着西方的呢？支持我们这样选择的权力来自何方？因此，文化位移中接受者的能动性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探讨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得看到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的具体关系。刘禾等人希望通过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linguistic mediation forms）的可能性，来打破以往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简单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的后殖民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的中心问题集中在考察现代中国的语言实践、文学实践是如何在中西方关系中诞生，并逐步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学经验和文学观念的。因此，语际翻译问题，以及福柯等人的话语分析方法成为切入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
　　
　　对于福柯话语分析的最经典的文化实践目前仍应推萨义德的《东方学》。福柯通过对现代权力与知识的话语策略分析，对现代性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构成了西方知识内部的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内容，而萨义德的意义在于将这一批判引向了现代性问题的空间纬度，即将现代性批判从西方文化内部延伸到非西方领域，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通过西方知识界对他者的书写问题，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而这一批判也更能契合全球化语境。因此，从福柯到萨义德完成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最直接的关联。但萨义德的视角虽然延伸到了非西方话语领域，其问题的关切点依然集中在西方问题本身，正基于此，他对自己被戴上伊斯兰民族主义高帽哭笑不得，辩解"东方不是东方"，即他所谈的"东方"不是现实的东方，而是西方知识界在话语中建构的东方。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和萨义德都向我们证明了话语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如何将问题本身真正引入非西方的文化实践领域，从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从而对现代性问题作更为彻底的审理与批判，使得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越界性入手。基于此，跨文化阐释、跨语际书写问题在今天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话题转移到第三世界文化身份上，对于西方知识界来说就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地方性"经验，重要的是使得西方的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性质与后果必须进行重新思考与修正。因此，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中，我们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在成为人们观照的问题中心。
　　
　　两种文化的相逢首先是语言的碰撞，而语言背后隐藏着观念的互渗与权力的较量，因此，清理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观念，语言问题成为首要的辨析对象。现代性观念怎样从一种西方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演变为中国的知识话语，并怎样建构了中国的现代文学观念，这无疑需要我们在传统与他者的交叉视野中来回穿梭。人们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状况？在这些讨论中为什么有些话语会成为主导性话语？这些话语在现代中国文化中取得合法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时必须回答的。当然，这里涉及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问题，也不是探讨外来语的本土化过程，在刘禾看来，重要的是"中国文学话语中'现代'与'西方'的合法化过程，以及这些符号意义介入的合法化过程当中中国能动作用的暧昧性。"重要的不是翻译的语言性，而是翻译的政治性，或者更具体说是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非对等性的相互作用与变异，以及这种变异背后的权力关系。我们应不断思考任何一种在"旅行"过程中理论、观念、话语的合法性与历史意义。
　　
　　萨义德在《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中探讨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的位移问题，他关注"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他强调必须重视理论使用的历史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情境的回应。"萨义德在此虽然有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情境决定论之嫌，但他使我们至少注意到理论并非永恒不变的，往往在历史与空间的运动过程中充满了变数。刘禾进一步指出萨义德在此还谈得过于抽象，她结合理论旅行中的跨语际问题，认为应该注意什么样的理论在旅行？理论向哪儿旅行（从西方向东方或相反）？为什么旅行（出于文化交流，帝国主义扩张，抑或殖民化）以及用什么工具旅行（如翻译）？刘禾所关注的是理论和观念在跨语际实践中复杂性和历史性。她希望打破以往讨论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所采取的东西二元对立的贯常模式，即将中国的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被动选择与对抗，通过对现代性观念在中国的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西方"、"现代"等等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取得合法化的地位并非单纯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其中充满了中国能动作用的暧昧性。正如黑人以一种割裂标准语言惯用法和意义的方式使用英语，造成白人经常无法理解黑人的言语，从而使英语不再仅仅是压迫者的语言，同时成为反叛者的场所。同样，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所翻译使用的西方话语，也不再是单纯的压迫者或殖民者的语言，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成，这些话语中隐含着复杂的权力运作方式，其中不乏悖论式的对抗，"这是压迫者的语言/可我需要用它和你说话。"（艾德里安娜·瑞奇）所以，汪晖认为，在东西方的来回交叉穿梭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再是自明的。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
　　
　　跨语际阐释使得我们认识到抽象地讨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不可取的。文化不是在封闭与完全自力更生中求得发展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完全封闭自足的"冷社会"不会促成文化中的任何重大历史性转变。萨义德在这一点上也看得很清楚，他深刻地指出"必须不以排外的方式来思考，不以单一的方式（像东方人、亚洲人、华人、日本人或任何这些大术语）来思考，而是去解构它们，去显示每个文化都是混杂的，如果要尝试分离出某个文化认同单一、纯粹的本质是危险且错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正确与错误。而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这一类的科学，来探究文化运作的方式，传统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再现与刻板印象成为真实的方式等等。"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流动性、混杂性（fixity），要寻求确定的参照点非常困难，"人为地发明传统（以及民族性、亲缘关系和其他认同标志），恐怕是水中捞月。"（阿帕杜莱）这种不中不西胶着复杂的纠缠状态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许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