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布罗代尔

超越布罗代尔



作者：陈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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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布罗代尔

陈启能

　　布罗代尔（1902－1985）是法国战后最著名的年鉴派第二代的领袖。还在生前，他就被冠以无数的美誊：“史学大帝”、“史家第一人”、“重新构建历史的人”、“改变历史进程的人”、“创新者布罗代尔”等等；而他的史学著作则被誉为“布罗代尔大帝的史诗性巨著”。在美国还成立了布罗代尔中心，研究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
　　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很少有人能享有更多的学术荣誉了。的确，布罗代尔对法国史学和国际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毋庸置疑的。他极大地巩固了法国年鉴派——新史学的地位，提高了它的声誊，培育了许许多多卓有成效的历史学家，从而使年鉴派成为西方最有影响的新史学学派，并深刻影响国际史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史学巨著和体现在他著作中的“总体史”思想和“长时段”理论方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以至1945－1968年这段他任年鉴派领袖的阶段被称为“布罗代尔时代”。人们常常把他与年鉴派和新史学等同起来。
　　布罗代尔在临死前不久说：“对上帝来说，一年不是一回事；一世纪就像一瞬间。我感兴趣的是近乎静止的历史，是重复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在事件起伏的表层历史的掩盖下进行的。”这段话作为卷首语被收入这位史家死后三年出版的《阅读布罗代尔》一书中。布罗代尔的这段话是为他的“长时段”理论辩护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布罗代尔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既然对历史作分层次的整体的考察，是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更新，何以还需对此作出辩护？更有意思的是，布罗代尔在这里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比作上帝。
　　是的，布罗代尔是公认的史学巨匠，但他并不是上帝，不是只能被顶礼膜拜的神。他的巨著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顶峰，不是不能批评、不能讨论的圣经。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物质文明》两书具体生动地体现了他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这两部巨著的优点是鲜明的，选题的新颖，掌握资料的广泛，档案材料的丰富，文笔的优美，结构的独特等，所有这些很少会遭到异议。遭到异议和批评的恰恰是他的理论方法论，也就是三种历史时段理论。三种历史时段理论无疑是布罗代尔的重大创新。他不仅在自己的史学巨著中具体贯彻，而且还写有专文《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1958年）来加以阐述。长时段理论的提出和运用是对新史学的重大贡献，是布罗代尔个人的重大成就。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肯定的同时必须看到布罗代尔的理论的局限，特别是他运用人的严重不足。
　　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布罗代尔完全忽视了历史中的人。在他看来，决定历史的趋势只能有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中去发现，却完全否认了个人的自由行动。他把任何这类个人的自由看作是“监狱”。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人不是主角。如在《地中海》中，着重表现的不是西班牙国王及其政策，而是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生活、联系，首先是经济和物质文明。《地中海》的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地中海周围的地理自然环境。这也即是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地理自然环境并不是作为人类历史展开的背景，而本身就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在这近乎静止的长时段历史里，主角实际上是地理自然环境及其结构。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用以分析16世纪地中海的社会结构，社会和经济。这是详细分析了人口的构成、数量、流动、交通和通讯，土地和手工业，货币流动和价格，贸易和运输，西班牙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文明，战争等。这是布罗代尔的中时段历史。这里依旧见不到人，见到的至多是抽象的，集体的人。如对当时在地中海地区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书中虽有提到，却只有笼统的分析，而且份量很少，只占几页。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看似回到传统史学对历史的理解，实际上按照布罗代尔的理论，事件史只是描绘表面的震动，只是水面的浪花，对历史只起极小的作用。布罗代尔在《地中海》重版的结论中强调：“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并承认“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励和推动”。
　　由于布罗代尔理论方法的特点，他的著作被称为“地理历史学”和“经济决定论”。这种特点，特别是“经济决定论”在他的另一部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也有反映。布罗代尔认为，社会史的概念是不清晰的，含糊的，因而应用“社会经济”的概念，他的这部巨著可谓这一新概念的体现。在这部书里，贸易、航海、交通、货币流通、饮食、需求、价格、住宅、城市、时尚、日常生活的种种方面，是这部巨著的主要角色。同样，在这部巨著里，缺少人和事件。作者详细地分析了从15到18世纪的文明发展进程，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然而，这里的文明进程只局限物质文明。无疑，物质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文明进程并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这并不是文明进程的全部。这里还应包括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明的进程首先是新型的人，新型的个性形成的过程。离开了这点不可能完整全面地反映文明的发展进程。布罗代尔缺少的正是这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布罗代尔的创新，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对结构功能的重视，对历史时间的划分，都是对历史思想和历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年鉴派的发展和贡献。然而，应该明确的是，他的主张和方法，不管造成多大的影响，还只是年鉴派中的一个部分，只是新史学中的一个流派。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和流派，但它毕竟只是局部，并不能代表年鉴派的全部，更毋论新史学了。因此，把布罗代尔等同于年鉴派或新史学是并不适宜的。有的学者（如俄国的古列维奇）甚至认为，布罗代尔并不代表年鉴派的主流，没有继承年鉴派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在古列维奇看来，年鉴派创始人的主要传统是文化史和心态史，或布洛赫的新社会史，总之，是把活生生的人的内容作为历史的最重要的本质。而布罗代尔的经济－地理决定论却离开了这点。在布罗代尔那里，自然和地理条件与物质－经济现实一起，完会彻底地决定着人们的活动，掩盖了创造历史的主体———人。人，似乎消失了，而“结构”、“情势”、“长节拍”、地理空间、经济因素等，却被拟人化了，成了历史的主角。由于对人的忽视，对心态史、文化史和人的精神生活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布罗代尔的贡献是明显的。他代表一个流派，不仅有生存发展的权利，而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理应在史学史上大书特书。然而，我们不仅不能把他等同于整个新史学或者年鉴派，更不能把他偶像化。事实上，这样的偶像是不存在的。还在布罗代尔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仅已有对他批评的声音，而且已有别的种种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布罗代尔离开年鉴派的领导岗位以后，特别是在他去世以后，在年鉴派－新史学中发展起来的不是以他为代表的那一派，而是和他主张的地理－经济决定论的“总体史”不同的派别和主张。心态史、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政治史、新叙事史，以及微观史学等纷纷兴起。而过去跟随布罗代尔热心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家也有很多改变初衷，改弦易辙去搞别的了。难怪布罗代尔在1985年他去世的那年不无伤感地说：“学生们没有遵守我的主张……在我与我的继承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布罗代尔至死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晚年从事写作而未及完成的多卷本《法国史》依旧贯彻他原有的把历史－地理概念拟人化的主张。当然，作为一位学者，完全有权坚持和发展自己的主张；作为一个学派，也完全可以继续发展和繁荣。不过，客观的事实是，西方哲学作为整体已经越过了布罗代尔，已经进入了“后布罗代尔时代”。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种种新变化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结构主义最终还是要被从德里达开始解构主义取代，但是，解构主义的初衷还是遭到了曲解，以至于二十世纪后半叶对理性的批判已经走向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