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研究兼谈其对新史学的影响 written by weiping584

一、历史社会学研究与托克维尔
社会史是新史学的一个核心构成，在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发端，促进了对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环境史等一大批史学前所未曾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但是社会史并不是与新史学共生的，其实史学对社会的研究从历史这门学问诞生起就已经略见端倪了。在西方史学中，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陀的《日尔曼尼亚志》等古典著作中，那些生动细致的社会描写与宏观与微观的制度分析就是一个证明。但是这种的社会描写与分析仅仅是对社会的表面描写其中搀杂着大量未经证实的传说与作者的主观错误，因此算不上严格的社会史研究。当然在中世纪基督教“四大帝国”与“上帝之城”的史学理念下，社会史的研究已经严重萎缩，但也不是完全了无踪迹。如在中世纪的编年史编写中，总是在前面在程序式的基督教史后附带几段对“事件”发生地的社会情况的简略叙述。启蒙运动的兴起，在对旧有的专制主义的批判指导下，历史学家（也许严格意义上称做启蒙思想家）开始对旧制度开始进行分析并把视野扩展到世界如伏尔泰的《风俗论》为代表（虽然本书带有较重的主观视角）。但在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在对社会大变革的深刻反思中，以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可以说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朱利昂所说：“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古代城市》一起，是19世纪所产生的最新颖与写得最出色的历史著作。。。。。。”①正是在托氏的影响下，菲斯泰尔。得。朗库日的《古代城市》、阿尔贝。索雷尔的《欧洲与法国大革命》、F。W。梅特兰《英国法律史》、布洛赫《封建社会》等一大批社会史和制度史名著得以脱颖而出。（相关影响请参见《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那么托氏的社会史研究的成功之处何在呢？相关对托氏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但今天笔者却试图在当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的趋势下，对托氏的“政治社会”研究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进行一番粗浅的介绍。
首先我有必要对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下文简称托氏）的生平进行简单介绍。托氏出生于1805年法国的一个旧贵族家庭，他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并拒绝了贵族头衔，他一生亲眼目睹了法国七月革命、二月革命、与六月革命及第二帝国的成立。他同时在政府中长期担任众议院议员与外交部长。宦海沉浮与饱经世事的他在由于反对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而流亡海外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下法国社会的变化的反思，写出了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因以上的著作而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于1859年去世。托氏的杰出成就在于对大革命所产生社会的根源作出了精辟的见解，被称作“政治社会”分析的典范。接下来笔者就对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下简称旧）一书中的社会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二、托氏的“政治社会”分析法
托氏在《旧》一书中提到的最重要的理论是“社会的分化与种姓论”。这个理论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也是托氏把社会学相关理论引入史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
托氏在全文中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对旧有反封建理论范式强有力的驳论。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就说法国大革命的产生是封建贵族对农民的压迫发生的。他通过首先对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分析。他指出当时的法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相反恰恰是法国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农民的手中。他说道：“我下了极大的功夫在某种程度上复原旧制度的土地册，有时也达到了目的。根据1790年确定的土地税的法律，各教区均当呈报该区内现存的地产清单，并拿来与我们今天的名册作一比较，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地产主的数量高达当今数目的二分之一，并往往三分之二，若考虑到从那个时期以来，法国总人口增长四分之一强，那么地产主的骤增显得相当惊人。”②托氏在原始文件的分析下，通过统计数据得出了上诉结论。同时，他又从社会生活的低层面特别是私人生活层面如居民的生活储蓄在购买土地上的开支比例以及英国旅行家如阿瑟。扬对法国有一半土地已经归属农民所有这一现象的现场观察进一步推翻了原来对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法国农村土地归于农民这一论断。那么在托氏在对法国的农民日常生活的现状的分析下，他提出了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的发生的原因在于法国旧专制制度使法国的教士贵族、资产者、农民三个等级相互分离，各自孤立，以至于贵族成为“种姓”。这种现象使法国整个社会走向革命的旋涡。他特别从封建制度下贵族对平民尤其是农民的救济与责任心入手，与专制制度下中央政权下，贵族与农民在原来的庄园上结成的依附关系破灭了，这使农民完全孤立，并受到贵族与资产者的重重压迫相比较来说明社会的分裂，尤其是这种政治社会的分裂对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他说：“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相继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他们彼此孤立，就象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③他的阶级种姓化可以说是他政治社会研究的一大基石，是他研究法国专制社会内部结构的主要理论武器所在。
但是具体到法国的政治社会的分析中，托氏又充分运用丰富的原始资料与自身的相关经历，从法国专制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的各个层面出发，层层递进，把政治社会下各个阶层的生存面貌逐一反映。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托氏始终贯彻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对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他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④在阶级分析下，他纵向分别从专制政府下政府与贵族的关系，政府与资产者以及农民的关系，贵族与资产者和农民的关系，尤其是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横向他又从专制政府对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在财政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税收管理、中央地方关系、中央集权与城市自治、中央与乡村管理的关系来综合分析。他指出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中央把原来分散在贵族的财权集中起来，比起以前的封建时代而言，由于专制政府的贪婪使原来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在社会事业管理上，专制政府统治下，上到中央的御前会议下到各个财政省的总督，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可以说是比以往的政府都要关心，甚至他们对农民的具体的农事也不放过，但这种公益上的统一并没有使农民对政府心怀感激，却使政府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日益下降；在税收管理上也是如此，中央专制政府下，各个阶层所承受的税收不但没有比封建领主时代的负担减少，反而日益增长；在中央专制体制下，中央的御前会议掌控了全国的大小事务，贵族的政治权利被架空。他们只不过是其“领地中的第一公民”⑤而已。中央的特派专员（即总督）与县监（总督特派员）牢牢地控制了财政省（不包括四个三级会议省）与县的绝对权利。托氏从当时的公文的格式与内容的分析入手，充分地证明在当时的社会中，中央政府的力量的强大。在地方尤其是在乡村的日常事务中，旧有的依靠民众选举的理事与征税员已经变成了依附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代表。他从当时的具体农村生活中，征税员这一职务不但变成了贵族与富裕资产者的负担，而且他们为了要转嫁这种负担极力把这种负担所带来的痛苦强加在农民身上。这种体制反过来正好加剧了各阶层的分裂，使他们之间不愿关注彼此的生死；在城市自治方面，他指出原来在封建时代取得自治特权的城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其自由也是名存实亡，君主为了收刮财富不屑反复出售城市的自治特许令状，使城市在管理与财政上也日益依靠于中央政府。当然，在托氏的分析中，最有深度的分析是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社会中的分离。城市日益孤立，特别是在专制制度下，贵族与乡村的义务与职责的脱离。使他们不愿居留在乡村的庄园中，而纷纷移居于城市，并把乡村庄园的管理权交给只对农民佃户拥有经济管辖权的管家手中，这使得农民的负担变的更加沉重，也使贵族与农民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资产者方面，原来由上层农民演化来的资产者，也为了逃避沉重的负担与获得政府特权而纷纷转向城市。这样城市在贵族与资产者与农民的关系破裂下，与乡村的关系破裂了。以巴黎为首的城市收取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富与就业机会，大量的工业人口聚集于巴黎以及其他城市中。如托氏所说：“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⑥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首都与外省，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日益尖锐。而这种地域的分裂，城乡的分裂的根本原因无疑是中央专制制度与他所造成的政治社会的分裂。这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他面对大量工业人口聚集于巴黎的严重后果说：“这样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并且以及汇集起一只军队，这只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⑦因此托氏利用从总体到微观的社会分层研究方法，并把社会阶级关系与整个社会其他关系联系起来，使人能够从一个较广阔的视野范围来认识专制君主体制下的法国社会状况。这一点无疑是在当时以及近代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占有开拓性影响的。
托氏的政治社会分析与研究的最大亮点无疑是他在分析过程中广泛运用的比较法。托氏在著作一开始的几章之中，就指出法国在欧洲各国中，其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并没有与他国有多大的不同。而且农民所受的封建压迫比较他国起来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下，法国就会爆发大革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氏以英国、德国、美国的社会状况为例子，与法国的社会进行各个方面的比较与研究。他说：“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⑧因此托氏的综合比较方法在对其政治社会研究中，是一个有力的方法，同样这种方法对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社会提供一个杰出的范例。如在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中就可随处可见这种托氏影响。在此我想举托氏在文中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即法国与英国封建社会比较来进行说明。托氏认为英国与法国在政治与社会体制有很多的相似性，所以托氏对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比较着墨甚多。他在对英国的封建社会的研究中他指出在英国的贵族制度并不象法国那样界线分明。尤其贵族与绅士阶层（squirearchy）与上层农民之间没有等级森严的界限。他指出：“英国贵族较之其他贵族，一向更加谨慎、更灵活、更开放，这种特点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必须提及的是，长期以来，在英国已不存在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假使贵族这个词在此沿用它在别国保留的古老意义的话。”⑨他分别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gentilhomme这个词在英国与法国社会流传过程中的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从而说明法国的贵族阶层的僵化（petrification）与衰落（decline）。然后托氏又从两国的具体的庄园生活与行政制度的异同入手，比较两国农民的地位的流变（vicisstitude）。说明了“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如何与贵族阶级接近、如何与贵族混合处理同样的事务。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⑩（124）另外他又分析14世纪与18世纪资产者在两国的不同，进一步说明法国阶级之间的僵化与孤立，他通过比较说：“14世纪初，在大量城市中贵族与资产者为了保卫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害而联合起来，这一著名的运动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这类插曲，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抽出来的一样。在以后的世纪中，这样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11（125）最后他指出在英国贵族与资产者是日益融合，而在法国贵族在丧失了政治权利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正是这样的情况，不但没有促进阶级之间的联合，反而使各个阶级之间更加分裂与孤立，并为大革命的爆发点燃了引子。另外托氏在比较过程中，比较精彩之处在于其在法国与英国专制制度下的法庭的比较。在法国其法律是十分严格，但是为什么在如此严苛的法律下，会有如此多的徇私枉法？通过比较，托氏指出法国虽然法律制度完备严格，但是中央专制政府却屡屡使用非常手段制定了许多“例外”特别是针对行政案件，纷纷以“调案”的名义移往政府审理。这种矛盾的情况是法国社会社会矛盾激化的一大诱因。当然，托氏在比较中，还注重对各个阶级的心态与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比较与研究，他在分析法国贵族阶层与资产者阶层的孤立状态中，对贵族阶级的心态特别是贵族自我抬高的心理作了比较细腻的分析与描写，从而生动地把阶级分化的心态原因比较好地表现出来。
托氏对政治社会的一系列的分析比较，使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比较好地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比较方法，他能够深入到法国专制社会的内部，清楚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因素，这对我们从事历史社会学是大有裨益的。托氏的这一“政治社会”研究对于新史学而言，可以说对打破原有就事件分析而分析，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托氏对新史学下社会史研究的启示
20世纪以来以年鉴学派为首的新史学运动蓬勃发展。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社会史的研究无疑成为研究的重点。以布洛赫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对中世纪研究中，明显受到托氏的政治社会研究思路的影响。在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作品与后来第三代的一些作品，托氏的相关史学影响也比比皆是。笔者认为托氏能够给予新史学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1、他注重对大量不为以往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政府公文以及经济文书的研究。托氏在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收集了大量当时的政府的档案与公私文牍，比如说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薄籍、法庭审判文书、地方与中央的奏章与大臣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与陈情书，尤其是一些下层的庄园管理文件以及私人信笺。这为当时的社会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研究基石。这大大把历史学所关注的视点从以往所关注的重大事件引入到日常的生活来引入到社会最基本的普通生活中来。正如托氏在前言中所说：“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关于大革命的一项研究。”○12托氏在研究中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大量成篇累赘的政府公告以及行政记录乃至于庄园的管理文件，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来的布洛赫、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的影子。
2、他在大革命研究中努力把社会学的原理与研究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开创了政治社会学这一新的学科。他在研究中广泛地运用阶级理念去分析法国社会层次，并提出了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各个社会集团的孤立与分裂，提出了著名的贵族“种姓化”对法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论点。他对法国各个社会集团的演变的详细的考察已经大大超出旧有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范围，已经大大跨出了旧有的事件史的范畴。当然他还充分运用比较的方法把欧洲各国的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纵向与横向的研究，为历史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范本。这是对新史学特别是对后来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可以说法国自从托氏这一代人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的细致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所以这种传统在法国的史学研究中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
3、托氏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外，他还运用了各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托氏在本书中对贵族、资产者与农民的心理状态的分析，成为他本书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他运用统计学、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对法国社会的变化进行分析。当然，他在文中对法国社会分裂对于法国城乡以及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及贵族自我意识对法国族群分裂的解释，可以窥见其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对于后来法国年鉴学派大量运用涂尔干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统计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历史可谓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托氏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不仅为历史研究大大地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还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宝贵的实践经验与范例。今天我们不仅要对托氏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景仰，而且我们还应当对他对史学的新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而有所注意。但我们更应当思考如何在当前的史学研究形势下，如何进一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史学研究推进一大步，让这们学科更加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