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http://hist.cersp.com/kczy/sxdt/200611/78_6.html

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两百多年，在中国也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家提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就有希望得到科学的结果。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兴起。史学家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也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可以成为一门科学。有人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或其他学问。还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马克思主义学派确认历史学是科学。自马克思主义史学占统治地位后，几乎从未有人怀疑过历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科学就是同义语。然而这并不表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自80年代起，有不少学者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提出怀疑，重又兴起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论争中的观点仍不外三种，即或是科学，或是艺术或其他东西，或二者兼有之，只是讨论涉及到了历史学理论更深的层次。
一、主张历史学是科学的不同目的
关于历史学性质的研究和争论也许永远不会取得统一的结论，但学者们仍乐此不疲地不断谈论这个难解的话题。因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有着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并受学者不同的目的所驱动。
探讨历史学的性质究竟有何意义？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人们对史实的认识有多大的关系？何兆武对此有透彻的阐述。他指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知识和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倘若不首先认真考虑并确切回答这些问题，就迳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那样的历史学就连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都谈不到，更遑论‘人文的’历史学了。当代我国史学界有人喜欢侈谈中国历史的特点以及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之类，而对于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即什么是历史的和历史学的本性和特点，却毫不措意，这又怎么能够把历史学和历史认识建立在一种健全的基础之上呢？”[①]
何兆武的见解是从历史认识论出发的，完全是学术性的。的确，不了解历史学的性质，就很难真正把历史研究搞好。但是在不同时期，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有不同的背景和特别的目的。早期一些学者坚信历史学是科学，多出于信仰和崇拜，由于对科学的近乎盲目的崇拜，所以希望通过把历史学说成是科学，或建成科学来提高历史学的地位。因为科学的地位至高无上，所以是否承认历史学是科学，就成了立场问题。“科学”成了一个标签，可以随处使用。但被戴上“不科学”的帽子，则是很危险的，近乎反动。胡适关于科学的论述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和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②]对科学的崇拜使学者产生了一种信念：他们坚信历史学是科学，或坚信自己的方法是科学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想要提高他们所爱的历史学的地位。这成为史学家努力建设新史学的动力。他们把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方法称作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有着社会、政治的原因。由于科学对增加社会财富和改造社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当时，科学就代表进步，代表着希望。所以新史学家崇尚科学，不仅是要把历史学建得更合理，还表达了了中国人要求改造落后、贫穷的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美好愿望。陈黻宸于1904年编著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的第一篇《读史总论》中指出了振兴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说：“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重史学始。”“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③]正因为如此，认为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较长时期里占了上风。而认为历史学是艺术或其他学问的学者多是从学术角度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主学者坚信历史学是科学，而且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崇拜和对其他学派的盲目排斥。于是在这里也产生了立场的问题。怀疑历史学是科学就意味着违背或反对马克思主义。

二、对历史学科学性的判断标准
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自序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就新史学的元祖梁任公言，‘科学化’的捷径，莫若引各种公理公例以观察并解说历史；长远之计，则在扩充史学家的修养及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鼓励并引导历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统计法在内的科学方法。”
主张历史学是科学的学者对科学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衡量历史学的科学性有着不同的标准。有的强调科学精神，有的强调科学方法；有的注重认识对象：一是客观性、真实性，二是发现规律；还有的强调结果。一般来说，史料学派强调科学方法和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一些史学家及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认识对象的要求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
因为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发现规律的学问，所以发现规律就成为历史学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梁启超在上世纪初发起“史界革命”，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反复强调，历史学要发现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到20年代初，他写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不再主张研究“公理公例”，而要探寻历史的因果律，一年后的1923年，梁启超又抛弃了对因果律的追求，从而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梁启超说：“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律可寻，以成为科学。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现在读了西人著作，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④]梁启超指出，宇宙间的事物可分为自然类和文化类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历史为文化现象的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呢。
要证明历史学是科学，就得承认历史有规律以及历史学可以发现规律。而要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当然就得否定这一点。梁启超前后观点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一倾向。除了梁启超外，相当多的学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证明“历史规律”来作为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条件。曹佐熙的《史学通论》（1909年）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之能成为科学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之所以能成为“科学”，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因果关系”，有“公例”可求。汪荣宝在《本朝史讲义》（1906年）中指出：“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现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近历史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说明历史成为科学的标志就在于能够发现进化的因果律。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指出，学问有三大类：科学、史学、文学，这三种学问是相互关联的。“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⑤]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致主张历史学是科学，并且认为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规律，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李大钊最早提出马克思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把马克思以外的学者排斥在科学派之外。他在1920年指出：“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奈端（Newton）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⑥]
李大钊在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指出：“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⑦]李大钊的理论成为后来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原则。但是有些人把这一原则绝对化，极端化，将它当作排斥和批判其他史学流派的一个强大武器。他们以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外，历史学中没有任何学派和学说是科学的。这就极大地背离了李大钊的初衷。
早期的“科学”概念与现在不同。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二三十年代人们更注重的是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在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根本分歧在于什么是“科学”。胡适和丁文江等认为考据方法即是科学方法。张东荪不同意。他认为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不能就算是科学方法。他承认汉学家有一点科学精神，但认为不能以一点的相同，就说是完全相同。科学注重实验，考据不过在故纸堆中寻生活而已。
胡适的科学观首先就是科学的精神，主要是怀疑与批判精神，其次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但假设，小心求证”。傅斯年和胡适一样，都主张按科学的要求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傅斯年重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指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等，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春秋经是不是终于获麟，左氏经后一段是不是刘歆所造补，我们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对的，如不对，自然是伪作，如对了，自然是和获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记。又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的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的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知识。所以古史学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⑧]
傅斯年常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也意味着史学就是科学。他说：“近代的历史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⑨]
二十世纪的两大史学流派都主张历史学是科学。许冠三指出：“史观派与史料学派，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⑩]虽都标榜科学，但两派对科学的理解不同。史料派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在对象，而在方法。用科学的方法（归纳演绎）研究历史材料，历史学就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也是科学。史料学派接受的科学方法的前提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在于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和感情，只跟着证据走。唯物史观派则认为，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关键在于能否从对象中发现“规律”。而要发现规律，必须使用科学的理论，即唯物史观。他们强调，只有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理论，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田昌五的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导思想。他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其它各种历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把历史研究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体系。缺乏规律性的知识堆积，是不成其为科学的。”[11]
蒋大椿对此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说：“过去人们常说，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历史学真正地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虽然一般说来，这个提法也能成立。但我认为，应当细加斟酌，使这个提法更趋精确，方能使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起到更加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不同。前者从抽象的角度，研究社会各种因素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属于哲学的范围。而后者从具体的角度，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属于实证科学的范围。这两者是不同范畴的知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发现，并不能使历史学自然而然地变成科学，而只是给历史学发展成为科学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12]
近年来对历史学科学性标准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真实性，着眼点主要是历史学的客体。有人反对这种观点，提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认识的科学性，强调的是历史学的主体。
杨向群认为：“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即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历史学家所作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了解和说明历史真相的工作，对于史料和史实的研究如此，探讨历史规律亦如此。”[13]对此，宋月华提出不同的观点。他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试论历史学的科学性与真实性问题》， 指出，长期以来，强调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守护神。历史研究当然需要科学性，但科学性决不等同于真实性。历史学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追求绝对客观的历史，不仅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历史作为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一去不复返，它到底是什么样，很难看清。把历史学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背景是经典物理学的产物。现代科学已打破了机械决定论的幻想。科学已丧失了那种君临万物的无尚地位。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也不应抱残守缺，纠缠于历史真不真实这一无法证实的命题不放。作者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科学性的根本内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该事实昭示的意义以及对它的客观解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首先指历史认识的科学性。求真只是史学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完成史学所应该完成的使命。我们说历史学是科学，是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过程能提供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同时又因为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所以，历史学不仅能够成为科学，而且本身也确实是科学的。

三、“科学”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主张历史学是科学者也有观点分歧，一些人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同等看待，例如傅斯年极力要把历史学建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而何炳松则反对这种态度。傅斯年所看的史学的性质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的科学。他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要把语言学与历史学建成与“科学”同等的系统。他宣布：“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4]
傅斯年呼吁要将历史学语言学提升到与生物学、地质学同等的地位，这种思想与五四时代人们对“科学主义”的崇拜有关。何炳松则批评这种倾向。他认为，五四前后，许多人面对出现在史学界的“欧风美雨”，有急不暇择之态，不分皂白，生吞活剥。他尤其批判了那种试图把历史学变为纯粹科学的主张，认为企图建立与自然科学同样科学的历史学只不过是一种“梦想”。何炳松批评史学界一些人“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类活动之因果。”他列举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几点不同：一、两者研究时的观察点不同。二、历史事实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事实在性质上迥然不同。三、两者的方法不同。何炳松列举种种理由，说明历史学从研究内容到方法都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学有很大差异，结论是历史学断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人类学一样，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何炳松虽然反对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同等看待，但并不反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认为：“所谓科学，乃有条理之智识之谓。史学之观察点及方法，虽与其它科学不同，然其为有条理之智识，则初无二致。而史学之志切求真，亦正与其它科学之精神无异。故史学本身，虽远较其它科学为不备，终不失其为科学之一种也。”[15]
二十世纪上半叶，除傅斯年外，有不少学者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他们从各方面论证这一主张。李则纲在《史学通论》（1935年）中指出，从科学的特征考察，自然科学的特征是客观的，历史学也是如此，无论史实或史料，都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特征为必然性，历史发展也有必然性。而且两者都有因果性。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特征，历史学也都具备。从研究的目的考察，自然科学的目的是求真理，历史学也是如此。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考察，与历史学的方法并无不同，如归纳、演绎、分析、推理等等。基于以上理由，李则纲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没有区别。杨鸿烈在《史学通论》（1939年）中也指出，史学和自然科学在材料上和方法上没有绝对的差异，所以史学不但可以成为科学，而且还是“狭义的科学”。
李大钊也持这种主张。他说：“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历史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16]反对这种主张的学者也不少。例如朱谦之在《历史科学论》一文中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它探求法则。不过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历史科学的法则是动的，自然科学的法则是静的；历史法则是心理的，自然法则是物理的；历史法则注重目的，自然法则注重因果；自然的法则是必然的，而历史法则是由于人们的欲望而成。

四、历史学两重性的观点
⒈ 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一些人认为历史学具有两重性，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其他东西。其中，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占多数。刘节在《历史论》中指出，历史学是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张荫麟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他说，仅有精确的资料不成为史，既经科学的综合，也不成为史，因为感情生命神彩，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17]
这种观点的主要点是认为历史学在寻找规律方面具有科学性，在表现形式上有艺术性。实际上历史学的双重性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朱卫斌指出，19世纪以前的史学实践表明了史学科学化和艺术化两种不同的学科倾向。作者认为，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遵循着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引出规律的研究途径；就表现形式而言，艺术对史学有重大影响。[18]
马强认为，历史学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及其历史社会内在关系及规律方面，作为一门科学是成立的。但在历史的表现形式及其价值内涵方面，历史表现更多的是它的艺术性，历史学的终极意义也在它的审美价值。李桂海也提出这种观点。[19]
何兆武说，历史知识要靠直觉，体会，所以有其艺术性的一面、自然科学只需要纯粹理性，而历史学则需要想象力。[20]何兆武的主旨似乎与大多数人不同。在他看来，历史学的艺术性不仅表现为形式，而且是重要的内容，所谓想象力其实就是认识历史的一种方法。
⒉ 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哲学
洪煨莲认为，学者对于史实有描写和解释之责，注重描写的学问是科学，注重解释的学问是哲学，而历史学则兼有科学与哲学二者的性质。历史的方法分两部分，其检索的部分完全是科学，通解的部分完全是哲学。但科学与哲学都是超时间的，而历史注重事与时间的关系，所以历史与科学、哲学也有不同之点。[21] 黎东方认为，历史有两个目的，一为求真的史实，二为求史实的理解。求真是历史科学，求理解是历史哲学。[22]
何兆武曾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但他主要还是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哲学。何兆武认为，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科学的，第二层次是哲学的（具体论述见后）。
⒊ 历史学是科学的解释学
王学典、孙延杰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见解。他们认为，历史学既不是史料考订派“拿证据来”的实证科学，也不是史观派探求规律的法则科学。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既不完全是前者，也不完全是后者，它是一门兼有科学和解释学双重素质的学问，更进一步说，历史学是一门带有科学（实证）属性的解释学。历史学只要想保持自己的固有性质就绝不可能把自己还原为一门科学。[23]

五、反对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或部分地具有科学性，只有少数人反对。主要观点如下：
⒈ 历史学是艺术
姜蕴刚在《历史艺术论》（1943年）中指出，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寻，没有理由可讲，许多历史事实无法用科学来解释。过去的历史，可靠性太少，所以考据和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因此，历史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只是一种艺术。它既不是考据，也不是史观，而是一个有边际的玄想，就是以情感来讨论人生，认识人生，体验人生。情感是古今中外无差异的，所以历史便可以在这个认识之下玄想，通过玄想历史可以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他主张，历史学家先要有艺术的修养，然后可以产生有价值的历史。
⒉ 历史学是意识形态表映的一种方法
张宗颖认为，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它无所谓因果，也没有定律，甚至历史的真相也无从认识。历史知识的价值不在寻求因果定律，而在于“在创造新理想或维持旧组织任何一项企图中，常被用作有力的说服工具”。“显明的是意识形态的表映的一种方法。”[24] 他实际上是说，历史学是政治宣传的工具。
⒊ 历史只是历史
金兆梓认为，历史学固不是哲学，不是文学，但也未必是科学。科学是纯客观的，历史却免不了主观的选择作用。历史是一切学问的综合，所以说，历史只是历史。[25]

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与反思
大体来说，认为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长期占主导地位，然而对科学主义的崇拜也曾受到冲击。在二十年代，梁启超从欧战后的欧洲归国后，大力抨击“科学万能论”。他认为科学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他主张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弊病。梁启超由此抛弃了过去对科学的崇拜，而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提出疑问。然而在建国后的前几十年里，没有人敢于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不仅不可能出现象上世纪前半叶的那种公然反对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即使是主张历史学具有两重性也是离经叛道的。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禁区被打破，才有学者对盲目的科学崇拜倾向提出批评。
赵吉惠指出，从近几十年中国史学家的观念演变来看，科学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影响历史认识论深入研究的主要思想障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把史学主体几乎从历史认识领域排除出去，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原原本本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淡化了历史哲学特别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二、在探讨历史规律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认为任何民族、任何地区都毫不例外地经历五种生产方式，否定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三、把唯物史观简单化，认为唯物史观是当今最科学的历史观，因而在50—70年代不但中止了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把一切西方史学思想都视为“反动思想”加以批判，也中止了对西方史学认识论最新成果的引进和研究，结果是更加助长了科学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26]
雷戈批评道，当代历史学家对历史观盲目崇拜。他们天真地相信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就等于有了“科学”的历史学。于是，几乎所有的史家都舍本求末地去追逐历史观而抛弃历史学。这样，一种近乎怪诞的现象便产生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去研究历史，却在那里整天高喊历史观，颂经般地宣传历史观的只言片语，最后，进一步用历史观代替了历史学本身。[27]
还有些学者不是从正面提出批评，而是把强调历史学的两重性，尤其是科学性之外的东西作为纠正唯科学主义的手段。张荫麟提出历史学是科学也是艺术，就是因为近代中国史学强烈科学化的趋向使他深感有重提史学人文性的必要。新时期一些学者强调科学性之外的东西，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意味，目的是纠正以往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盲目崇拜的倾向。与张荫麟等人为反对科学迷信而强调历史学艺术性有某种相似之处。李桂海在《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中说，在中国史学界，解放以后似乎已形成一致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它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绝对不能与艺术沾边，否则就会影响它的神圣职责。这种看法产生了一些消极的负面作用。现在历史学在发展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它的危机和困境，都与这种看法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学为了走出低谷，就必须改变对历史学的看法，对历史学的定义重新加以界定。他认为，历史学如果也是一门艺术，对历史学家是一种思想解放，使历史学家从规范的框子中解脱出来。可见，如果把历史学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必然会给历史学的研究带来飞跃。
90年代，何兆武和庞卓恒两位学者之间的一场争论虽然规模不算大，却很有意义。它是真正进入到历史认识论深层的一次讨论。何兆武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他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作为学术（知识）或科学，两者有其共同的科学规范、纪律或准则；但作为不同的知识或学科，历史学的性质便有别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的性质。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客观存在，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表达（这是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心灵劳动（或活动）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历史学家的人生体验的。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历史学有别于科学的东西。文章强调指出，通常的看法总以为所谓历史学就是历史学Ⅰ，而不知道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历史学家的哲学思想远比史料的积累更为重要得多。史料学不是历史学，也不能现成地给出历史学。
作者还指出：“历史学是科学吗？大概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会显得是多余的。因为多年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点，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性为其唯一的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的归宿。只要一旦被宣布为‘不科学’，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历史学仿佛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科学。完全而又彻底地（正有如柏里所声称的‘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作者还批评说：“有些史家虽然号称高攀历史学的科学性这面旗帜却没有认真朝着科学性的方向迈步。”
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 期）中也提出了相同的批评。他说，17—19世纪，由于科学取得巨大的成功及其深远的影响，科学似乎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一切似乎都要以科学为唯一的准则和归宿。直到19世纪末叶发生了另一次革命，人们的观念才开始转变。在中世纪，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到了近代，情形似乎颠倒了过来，人们一切思想活动都应该成为科学的奴婢，都要以科学为最高统治者；——这里面同样包含着对思想、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即要把人生的全部置于科学的绝对权威之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正是针对这种绝对权威的专横跋扈或者说科学至上主义，从上个世纪末就在各个领域（甚至也在科学的领域）出现了抗议的声音。对科学的宗教崇拜本身就是反科学的。正当的理性和科学，也必须承认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针对何兆武提出的肯定历史学Ⅰ的科学性， 而把历史学Ⅱ排除于科学之外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历史学的第一个层面，即对史料的认定上，而是体现在第二个层面，即对史实的解释和理解上。其论据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一词的含义，无论在自然科学界或社会科学界，看来已渐趋一致，那就是把科学视为从特殊现象求出一般规律的学问或知识体系。反过来说，不能从特殊现象求出一般规律的学问或知识体系，就不能称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唯物史观揭示的存在决定意识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早已指出了科学的方向。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后，这一发现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考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桩历史事实足以否定这一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文章最后指出，强调所谓“人文学科”与科学不相容的“人文主义性质”，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倒退，也是从当代学术的“社会科学化”方向倒退。“看来，庞文仍是坚持原有的观点，既主张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发现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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