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By 歌剧院幽灵

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将这个主义看成是一种宗教；这种制度成了衡量各人的绝对标准，即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及元首。这个定义不仅为我们了解各个宗教团体与纳粹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为我们掌握纳粹政权的实质提供了有用的基础。纳粹党反对教会的斗争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来源于纳粹主义观念。举例来说，这种对抗不能与19世纪时暂存在的国家与早已存在的宗教之间的斗争相比拟。纳粹党将纳粹统治的国家看成是他们的宗教，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是转变到新的一种形式”。（这里我们发现纳粹主义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法西斯主义更多地是一支纯粹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只不过需要教会与之合作，或者至少对之加以默认）


希特勒虽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但他在早年即已放弃传统的宗教信念。然而，希特勒对保持近两千年经久不衰的宗教影响是非常嫉妒的。和尼采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尊重天主教会缜密的组织结构，例如等级制度、耶稣会，甚至包括禁欲观念等，事实上还包括强制执行纪律和树立权威的所有内容。希特勒认为，教会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原因是牧师行使权力和统治群众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认为这是纳粹党应全力仿效的一种模式。


希特勒对新教毫无兴趣。新教分成无数教派使他非常反感，这样的宗教使希特勒感到厌烦。他让他的助手们来处理有关设置神秘莫测的圈套和举行纳粹党秘密仪式等事宜。纳粹德国于1935年成立了文化事务部，但在1937年以后，希特勒却拒绝汉斯·柯尔出任典礼部长。希特勒与教会的关系是机会主义的。如果出自政策的需要，他可以迁就教会的官员，因为这些人对人民（特别是乡村的人民）是有影响的，正如他在1933年批准与教皇庇护十一世订立宗教事务契约那样；他于同年上台时举行了虚伪的宗教仪式；以及在军队中保留了牧师。


希特勒的看法与纳粹党主要的意识形态专家罗森堡的看法迥然不同。希特勒甚至以从未读过《20世纪的神话》一书而自诩。然而他在过去只是蔑视“剃光头的僧侣”，他认为这些人只关心钱，总是设法欺骗那些轻信的人。在1933年年底以前一个短暂时间内，希特勒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即将犹太人清洗出去的基督教）可与雅利安民族至上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幻想而已，以后他对基督教的嫌恶与日俱增。从希特勒许多公开发表的声明当中可以推断出，他打算在第三帝国击败其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之后与教会和解妥协。


但是，纳粹德国官方的表面态度完全不同。纳粹党党章第24条规定：“所有的宗教派别只要不危及国家的安全或不干涉德国的传统和习俗，我们要求给他们以自由。本党支持纯粹的基督教，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不从属于任何教派。”


这里我们又发现他们使用了“纯粹的基督教”这个名词，它吸引了许多基督徒和教会中的各级人员。“纯粹的基督教”可泛指任何事情，事实上它完全是一句空话，以掩盖纳粹制度对基督教固有的敌视。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以后于1933年3月23日在一篇演讲中重申，“我们国家的政府将支持和保卫我们国家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政府坚决保护基督教，它是我们全部道德风尚的基础；坚决保护家庭，它是我们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但在同一年他又说：这两种信念都是没有前途的。对德国人来说，至少法西斯主义可以与教会相安无事，我也可以作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但这决不能阻止我在德国彻底消灭基督教。一个人要么是个基督徒，要么是个德国人，他在同一时间内不能二者得兼。


事实上，在纳粹党攫取政权以后，与教会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了，各个宗教团体成了打击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些宗教团体不自觉自愿地请求与第三帝国的各个单一的社团合并，那它们将会被强迫解散。这样一来，中央党、一些专业团体、基督教联合会及青年运动组织等相继被查禁。在新教中推行思想一体化的步伐要比在天主教中推行这种一体化快得多，因为对天主教来说，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给他们提供了某些保护，并给头脑发热的纳粹党的下级人员泼了一盆冷水。1935年德国占领萨尔以后不久，纳粹党毫不迟疑地要求斯皮尔和特里尔两地的天主教主教在全体教徒中运用他们的影响，并且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反宗教忏悔。纳粹党藉口宗教团体永远会使国家意见不合，反对国家统一，从而镇压残存的宗教团体，并没收它们的财产。


分别隶属于几个区教会的路德派教徒于1933年5月被迫在全德国选举一位主教。他们选出的是弗雷德里希·冯·波德尔施温格牧师，但他在几个星期以后便让位给一个纳粹党党员了。国家对路德教会纳部事务的干预（路德教会比天主教会更易受到国家的干涉），使得“精神教会”诞生了。1935年，第三帝国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逐渐使基督教会接受国家统治的部。政府干预国家宗教生活的事已遍及各地。1935年7月26日，梵蒂冈出版的《罗马观察家》报抱怨说，在德国又恢复了文化斗争。1936年以兑换货币为罪名开始对僧侣和高级宗教界人士审讯。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向下属教会发布了一个“在焦虑中”的通谕。为此，纳粹党于1937年进行了报复，对僧侣们进行道德审判，以揭露“女修道院和寄宿学校内的***现象。他们在同一年剥夺了僧侣在学校内教授宗教课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在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中是得到保证的。第二年，德国所有的宗教学校和大学里的神学教授遭到了镇压。


整体战为惩治宗教提供了新的机会。德国采取的征用措施，迫使德国，尤其是被占领国家内的许多女修道院关闭。马丁·鲍曼于1941年6月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命令纳粹党省分部剥夺教会和僧侣对教区居民施加影响的最后手段。这份备忘录接着说道，“这样一来，只存在人民，帝国的前程就有保证了。”


虽然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包德里拉尔枢机主教受到了纳粹党宣传的影响，于1942年呼呈进行讨伐，以拯救西方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但是希特勒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弗郎兹·冯·巴本关于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俄国的请求。这位德国元首说，“让传教士活动的想法，使人不禁想起那个老骗局，因此完全不能加以考虑。”希特勒又说，“允许基督徒进入俄国，只是向他们颁发了手执牧羊杖和十字架向死亡进军的通行证。”希特勒的这种虚伪和含有敌意的态度从未改变过，尽管从国家利益出发，战争是需要停下来了。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德国不准备全部消灭教会。我们从纳粹党瓦尔塔省分部所执行的政策方面可以看出消灭教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鲍曼将这个省当作全面与纳粹主义相结合的试验场所，并将其当作最后解决宗教问题的范例，即将新教教会降格为一种私人公司性质的团体，完全听任第三帝国摆布。

教会作出的反应


天主教会

教廷

梵蒂冈和罗马为了取得谅解，自1926年开始举行谈判，双方于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协议并订立了宗教契约，从而谈判宣告结束。但是，在天主教行动组织支持下联合起来并摆脱了墨索里尼控制的各个独立天主教组织的存在成了不断引起麻烦的原因。1929年以后，教皇庇护十一世试图与法西斯主义达成临时性的协议，这在某些方面对教皇具有吸引力。但是教皇对意大利领袖的一篇演讲提出强烈抗议，因为墨索里尼在演讲中要求对意大利青年的教育实施控制。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6月29日颁发一篇“朕不需”通谕，谴责法西斯党垄断教育的要求，表明了法西斯党与教廷关系的恶化程度。在德国的一些主教的鼓动下，在“进行了内部斗争之后”教皇于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上台只有几个月）与纳粹德国订立了宗教契约。梵蒂冈教廷于那一年圣诞节谴责了优生学；第二年它又谴责了种族纯化论。梵蒂冈于1935年谴责了德国的反基督教行为。1936年，纳粹德国查禁天主教青年组织一事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应。在德国各主教的配合下，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一份“在焦虑中”的通谕（由慕尼黑主教富尔哈柏阁下笔录，并经梵蒂冈国务部长、帕切里枢机主教修改），这份通谕的印刷和发送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在所有德国教堂的祭坛上宣读。教皇在通谕中谴责纳粹德国奉行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政策，谴责它狂热地、毫无掩饰地崇拜武力，并支持一种“新的、野心勃勃的异教”。德国试图“利用强制性的、隐蔽或公开的办法，通过威胁恐吓，许以经济、职业和公民方面的好处等措施”，引导德国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宗教。教皇的通谕接着说，“这些革新者卑劣地将基督徒的谦恭态度说成是自我堕落，他们盛气凌人的高傲态度招致人们的奚落”。教皇庇护十一世在圣诞节那一天总结说，“德国已进行了公开的迫害，他们的恐怖行径达到空前的程度，还伴之以野蛮、暴力、威胁和欺骗。”


1938年4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到达罗马的前三天，教皇从外交上考虑，离开了意大利首都。教皇的发言人说，“罗马的气氛使他（教皇）感到厌烦”。教皇离开罗马的公开原因是，他拒绝参加“为敌人准备的于基督的十字架前在胸前划十字的礼赞仪式”。教皇得悉意大利可能从德国引进反犹太法时，他曾三次（7月21日、25日和28日）于不同的场合谴责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同年9月6日，庇护十一世在一些比利时的朝圣者的面前宣称，“我们不可能参加反犹太主义活动，我们在精神上是犹太人”。教皇原本要颁发一份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通谕，但未能发出。庇护十一世于1939年2月10日逝世。


他的后继者，庇护十二世于战争爆发前几个月选出。新任教皇不仅是一位第一流的外交家，而且对德国的情况极为熟悉，因为他在那里任教皇使节达十二年之久。庇护十二世是1933年与德达成的宗教契约的缔造人，由于纳粹德国经常违反这个契约，他在外交上与德政府进行了多年艰苦的斗争。1937年他数次想废除这个契约，并让梵蒂冈召回他这个教廷使节，然而他还有另一个想法，即他不愿让教会失去通过外交途径与德国政府进行联系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很少。


庇护十二世于1939年5月向希特勒建议，举行由列强参加的和平会议。他在8月21日又提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世界上的主要问题。8月24日，他发布了一份祈求和的宣言，他说，“和平不会使我们失去任何东西；然而战争却会使我们失去一切。”庇护十二世最后于8月31日恳求德国和波兰政府不要采取使危机加剧的行动。但是战争一旦爆发，他也只能表示希望双方能遵守有关对待平民和战俘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协议，以及遵守禁止施放毒气的规定，舍此别无其它作为。


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9月中旬之前，对波兰问题一直保持缄默，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和平问题正在讨论的过程中。但是到了月底，他将梵蒂冈电台交付格涅兹南地区枢机主教赫隆德大主教使用，并向设在昂热的波兰流亡政府派遣了临时代办。


1939年10月20日，庇护十二世在他第一份“教皇职”通谕中宣称，“许多人的鲜血（包括非战斗人员的血）引起了人们，尤其是亲爱的波兰人民的极端苦恼。……波兰人民有权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同情，……他们正在等待按照正义和真正和平的原则复兴国家的时刻。”教皇在5月份指出，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对和平的机会作出响应；将战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以内和减轻暴行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然而，实现和平的机会没有了。从外交上阻止意大利参战的努力失败了。教皇只能在宗教和慈善事业方面尽其所能，来援救和保卫天主教的各个机构、学校和女修道院，并且安慰受到苦难的个人。那个时候，他给德国和波兰一些主教的信与教士们给其教区内人民发出的信件是一样的，表示了他的同情，对他们的处境十分怜悯并且进行了安慰。此外，除了信赖上帝以外同，再也无所作为了。


然而，他还是做了更多的事情。他鼓励德国的主教们在讲道时，要宣扬宗教信条应超越种族、信念和国家之上。教皇从1940年开始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战斗性教会”上，而不是放在梵蒂冈的外交事务上。他赞扬了明斯特主教关于反对无痛苦致死术的布道。教皇从这件事知道，在德国仍然有人能够公开地和勇敢地发表不同的意见，教皇于1941年9月30日写道，“象冯·加兰阁下那样勇敢的人永远会得到我们的支持。”不过他并未想到这样作究竟有什么用处。教皇在2月20日写给维尔茨堡的艾仑弗里德主教的信中叙述了他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他说，“当教皇认为需要大声疾呼的时候，人家却告诫他要忍耐和保持缄默；当他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和援助的时候，人家却告诫他要静以和等待”。庇护十二世1943年4月30日写给他的朋友，柏林的普莱兴阁下的信中扼要地列举了他要作的事。他说，“我们授权当地的神甫：权衡对方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程度，以决定主教团公告中施加压力可能采取的手段；或者因战争期间或战争气氛的关系以保持缄默为宜”。


教皇以默不作声的办法来防止对方作更大的坏事，但按其本意而言，他是想打破这种缄默局面的；或者他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和轻描淡写的责备来达到以上的目的。这样作究竟是软弱无能，还是玩弄花招呢？但哪一种解释都不足以说明，教皇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处境使得他对某些事只能表示遗憾或用温和的言词进行责备而已，正如他在1939、1941和1944年圣诞节文告中所作的那样。此种处境还迫使他将许多梵蒂冈支持的人道主义团体保持原封不动，正是这些团体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挽救了数以千计的人。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提出证据，教皇的政策事实上确曾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严肃谴责纳粹党的罪行本来也可能会减轻那些天主教徒因教皇“保持缄默”而在良心上感到的不安，然而这也可能会使那些在纳粹党迫害下的天主教徒受到伤害。另一方面，教皇从未发布过论及个人良心上的责任，有不服从不公正命令的权力或基督徒有权与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等的通谕或书简，这个情况可以被认为是逃避责任。但是，这种争论，更恰当地说，应属于天主教徒自我检查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

德国

德国教会领导集团在1933年以前曾数度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纳粹党。然而在纳粹党掌权以后，它便改变了立场。希特勒于1933年3月23日批准尊重基督教的两大信念，以此来吁请天主教徒支持将于3月28日成立的新政府，教会领导集团对此作出了响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教会领导集团又试图在基督教道德良心的范围内与政府忠诚合作。德国的一些主教根据这种精神，于1933年2月20日与帝国政府缔结了宗教契约，即使到后来纳粹政府公然违反这个契约时，教会领导集团依然继续遵守这个契约的规定。但那些主教们对当局的迫害没有采取具体的（公开的或巧妙的）措施。首先，这些主教们没有弄清国家和政权的区别，因此无法采取措施。主教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形成那种局面的因素，例如，布雷斯劳地区的枢机主教、主教团会议主席贝特拉姆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老人，他一直规避作出决定。基督教的各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衰落而无人信奉了。当纳粹德国区分雅利安人种和非雅利安人种的法律付诸实施时，教会的领袖们却默不作声。德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和1938年11月迫害犹太人的打砸抢暴行（参见反犹太主义）均未提出过抗议。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大主教范·罗依枢机主教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敦促下，谴责了德国的种族暴乱，此外，维尔迪耶枢机主教在一封致教区教友的信中支持了罗依枢机主教的抗议行动。


教会的领导集团处于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拚命挽救受到纳粹政权威胁的宗教团体；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指望属下领圣餐的教徒们自觉地反抗德政府在政治和宣传方面发起的进攻。此种情况使得德国主教团畏首畏尾无法作出决定。战争是一种使国家统一团结的力量，因而使得公众不能提出抗议，它甚至使人们私下也不敢反对，而这种私下反对是当时仅有的一种表示异议的方式。当时表现卓著的教会官员有：以采取具有远见的政策而著称的艾希斯塔特教区（1935年后柏林教区）的普赖辛格阁下；以具有不妥协的坚定精神和协助犹太人而著称的科隆教区的舒尔特阁下；以抗议政府迫害女修道院和在1941年（战争高潮时期）反对对患精神病的病人采取无痛苦致死术而著称的明斯特教区的冯·加仑阁下；以及慕尼黑教区的富尔哈柏阁下。只有一位主教，那就是罗登堡教区的斯波罗尔阁下于1938年被驱逐出主教管区，原因是他拒绝参加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的投票活动。这位主教在梵蒂冈的保护下，摆脱了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但直到第三帝国垮台之后，他才回到原来的教区参加工作。


冯·加仑阁下的布道以及保护宗教物品和保护受到纳粹党攻击的道德原则等行动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布道讲稿被印刷出来并秘密地传至所有的国家，甚至还传到了前线。德国政府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攻击政府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冯·加仑在公众中享有的盛 名为他提供了保护，纳粹政权不敢轻易对这位明斯特教区的主教采取行动。加仑主教的布道取得的直接效果是，希特勒于1941年8月28日决定停止对病人实行无痛苦致死术。德国主教中没有一个人被送进集中营，虽然纳粹政权考虑过将加仑主教送进集中营，但后来认为这是一桩鲁莽的行动而未果。如果说德国教会官员总的态度对解救人民的苦难没有起到作用的话，那么他们对纳粹的迫害不断地保持警惕、对纳粹的宣传持反对态度以及对“天主教物品”的保护等，都成了在集权主义国家的黑暗中引导人们进行批评的灯塔，这也可能是接近群众的唯一办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关于教会放过了一些报复机会的印象更加深了。如果情况果真是那样，那也是因为天主教所处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造成那种情况的原因还有：两个基督教会发自内心析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对政府天真的信赖（当时德国国内的典型情况）以及对《新约全书》内《罗马书》第13节的误解。


实际上，教会给予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或被搜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授助是很巨大的。尽管这种援助主要是给天主教徒的，但在个别情况下，教会也曾给过非天主教徒这种援助。随着战争的压力日益增大，被压迫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对别人苦难的敏感性也增大了。反映这种情况的统计数字很难获得。天主教团体中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头面人物和积极分子不断地遭到警察的监视。在战争期间，这些人均被逮捕，不经任何正式手续便被粗暴地送进了集中营。有400－500名德国和奥地利的修道士未从集中营出来，当然，世俗人死在集中营内的就更多了。遭到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中最出名的有：柏林大教堂教长贝纳尔德·李希坦柏格阁下，他因组织公众为犹太人祈祷而被捕；基名的和平主义者、泛基督教主义者M.J.梅兹格尔神甫；以及慕尼黑耶稣会士P.R.梅耶，他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仅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废退伍军人。还有几位天主教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企图中充当了次要的角色，这次暗杀是德国军方策划的（有两名修道士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他们参与了这件谋杀案，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发了另一个人的密谋，最后两人均被处决）。


总的来说，德国天主教会的代表们在鼓动人们在政治上反抗政府方面，与新教教徒相比并未作更多的事。在与德国地下组织接触方面，教皇庇护十二世与德国主教们相比顾虑要少得多。德国教会小心翼翼地将其反抗行为限制在宗教的范围以内。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防止政府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政治上的”误解；部分原因是对《新约全书》中《罗马书》的使徒圣保罗行传第十三章的自以为是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教徒要效忠于国家。


然而，将这种主要表现为宗教上的反抗活动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看作是无关系要的小事，那就错了。由于天主教会的宗教集会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因此它是批评国家和纳粹党首领的核心力量。虽然教会未能发动反对纳粹党的革命性进攻活动，但它是抗衡纳粹宣传的一种力量。纳粹党对教会的各种动机持极端怀疑的态度，密切地注视它的行动。从德国警察的一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纳粹政权对宗教界的反抗活动是何等的重视。

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土里

1937年以前，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对纳粹主义发出过多次警告。在1933年12月发表的一封主教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谴责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疯狂性。这种疯狂性直接导致或势必直接导致种族仇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1938年德奥政治合并之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使得这个国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维也纳的枢机主教因尼茨尔急切地期待希特勒的召见，并于3月21日要求教徒保证毫无保留地效忠于新政权。后来他被教皇庇护十一世召到罗马（教皇对其十分冷淡）。这位枢机主教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对纳粹过分热情的立场上稍许后退了一些。那一年岁末，纳粹党的政策照例从合作转向几乎彻头彻尾的迫害。未曾与奥地利订立宗教契约的教会除了保有布道的权力外，其余的一切均被剥夺。随后便进入了与教会斗争的高潮阶段，前天主教政党的成员和基督教工会等概莫能外。下级传教士遭受的苦难最深，有115名传教士不是死在集中营，就是被枪决。在1938至1942年期间，大约有30万奥地利人因厌恶教会领导人屈服于希特勒和纳粹党而正式与教会脱离关系。


在其它被占领的国家内，天主教会的态度一般来说，视它所保卫的人民在反抗占领军的斗争中的态度而定。许多女修道院和宗教机构掩护了犹太人和从纳粹德国跑出来的逃亡者，特别是抵抗运动的士兵。在比利时，人们曾对向德国输出工人、迫害犹太人、拘押人质以及其它暴行提出过强烈抗议。许多传教士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抵抗力量服务。马林教区的枢机主教范·罗伊曾下令宗教团体隐藏犹太人。列日教区的柯克霍夫斯阁下使这些犹太人受到热情接待。卢万天主教大学校长范·魏安伯格阁下坚决反对德国干预大学的行政管理的任何企图。1943年6月4日，他因拒绝提供送往强制劳动营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名单而被逮捕。许多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在抵制德国想方设法诱使其成员效忠于他们方面卓有成效。即将担任枢机主教的加迪让（他曾于1942年首次被投入监狱，在比利时解放之前又险遭第二次逮捕）组织了许多活动，使比利时的青年人不被送往强制劳动营。


荷兰的主教们对入侵的德国人一直持憎恨态度。他们宣称，纳粹党党员与一个天主教会的领圣餐者的身份特性是不相容的。一个领圣餐的人参加纳粹党可能成为剥夺他们领取圣餐的理由。基督教社团给予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帮助是十分有效的。荷兰的主教们为了与其基督教派配合行动，于1942年取得了德国专员赛斯－英夸特的让步，即祖先为犹太人但在1944年1月1日以前受洗的天主教徒均将不予驱逐出境。但是因为主教们的要求和赛斯－英夸特的回答是一起发表的，基督教的其它派别一致同意不采用这种方式，于是纳粹党便采取了报复行动，首先将那些犹太天主教徒驱逐出境。荷兰主教们的英勇行动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在国外，尤其在法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德国占领期间，荷兰的教士当中以加尔默罗会白衣修道士梯塔斯·布兰兹马神甫表现最为突出，他曾在内伊梅根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过天主教会的顾问。他被放逐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并在那里英勇地死去。


法国在1940年战败以后，教会团体内的善男信女们分成的派别决不比教会以外的同胞们分成的派别少。有些法国人忠于维希政府，有的则忠于戴高乐将军（这是第一批抵抗战士，对于他们来说，憎恨纳粹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感情），但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究竟效忠于哪一方，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那些因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缺陷感到失望的教会人士将维希政府当成了庇护所。这些人认为，法国被德国击败是法国政府搞无神论和老于世故的必然结果。某些传教士将贝当看作是法兰西的大救星。维希的善于谄媚奉承的天主教徒大多为与“法兰西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天主教右翼各阶层。与德国直接合作的传教士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极少数人当中有一个便是卢普教区的马约尔阁下，他是参加了“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团”的神甫。天主教领导集团与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对贝当抱有感激之情，因为正如贝当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使得他自己成了赠送给法兰西的礼物”。此外，维希政府希望达成的全国性的改革看来与基督徒的基本美德是并行不悖的。里昂教区的枢机主教该尔利叶说，“他们的座右铭是‘工作、家庭、祖国’，这和我们的座右铭是一样的”。维希政府在两个方面改变了指导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法规，这对共和国的官员和世俗人士也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批准在国家的学术机构内开设教义问答课，并把这门课程列入课程表。教会学校将获得津贴补助，家庭担任圣职的办法将受到鼓励。与法国前几届政府执行反宗教的政策相比，维希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赏识。这些措施对教会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故教会领导机构作出的响应是，确认维希政权的合法性。几名传教士陪同教会的正式代表沙博里阁下到达维希，他们期望能说服新政府执行某些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忽略了的计划。


虽然主教们与维希政府的关系起初是很诚挚的，但当他们与维希政权的分歧公开化之后，他们的关系便终结了。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青年人的问题。在一封教会领导集体写的信中，宣布他们反对由政府主办的青年组织。但在维希当局执行纳粹党制定的反犹规定之前，双方就此问题并未终断关系。首次抗议是盖里阁下以枢机主教盖尔利叶的名义，于1940年12月提出的。里昂的神学部于1941年6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大声疾呼地反对1941年6月2日制定的反犹法，说这个法令是不公正的。当1942年7月，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在巴黎达到高潮时，整个教会都起来反抗，共同向政府提出抗议。地下出版机构散发了教区书简，特别是那些由里昂教区的盖尔利叶枢机主教写的书简。因卢兹教区的萨利叶日阁下和蒙图班教区的特阿斯阁下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特阿斯阁下大发雷霆地说：“在巴黎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遭受最野蛮、最残酷的虐待。在我们教区内，我们被迫面对这样一种凄凉的情景：家庭解体，男人和女人遭受侮辱、受到监禁并被送往极端危险的不明地点。人们会听到一个基督徒发自内心的愤怒的抗议：我宣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是雅利安族还是别的民族，都是兄弟，因为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信仰，都有权受到个人和国家的尊重”。有组织的援助（其中天主教援助机构起了主要作用）使在法国的二十万犹太人未遭受苦难。


里昂成了天主教反抗纳粹政权的温床。在萨利列日阁下的鼓动下，图卢兹鼓励和援助了抵抗力量。当自由出版机构在占领区消失，非占领区内的新闻检查加紧之后，地下出版机构愉快地恢复了向公众传播事实真象的活动。秘密发行的天主教刊物有：1941年创刊的《基督教陈述报》和1943年6月创刊的《法兰西基督教陈述信使报》。人们广泛地引用这两份报纸上的话，这几份报纸使法国人相信，教会中存在抵抗的核心力量。许多教徒和宗教团体充分发挥其机动性，而且变得十分积极活跃。派往游击队的第一批随军牧师就是在一般教士中征召的。


1943年成立了第13号强制劳动营，这便使政府当局和教会之间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鉴于允许将人们流放到德国，从事强制性劳动并不是基督徒在道义上的一项义务，因此，里尔教区的枢机主教李耶纳尔和几名同事共同提出不服从这项决定的建议。其它一些高级教士们因被放逐的工人得不到任何宗教上的帮助而感到不安，同时他们知道随同被放逐工人的教士们有进行福音布道的可能，因此，他们对放逐工人一事持赞同态度。神学院学生，尤其是教士们给被放逐的工人们带来了由教会提供的精神上的安慰，这也是工人教士的起源。这种工人教士中有许多人与铁路系统的地下抵抗力量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例如他们协助许多拘留在强制劳动营中的人逃离了德国。到了法国解放的时候，人们方知道，从事政治上抵抗德国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另一部分是***人。一位天主教新闻、《黎明》报前社论撰写人于1943年开始主持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即或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但天主教与法国社会溶为一体是至关重要的。战后戴高乐将军和抵抗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因某些高级教士效忠维希政府，而要求对天主教领导机构进行清洗，然而因罗马教廷的使节昂吉罗·隆卡利（即后来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出面进行了巧妙的调解，因此，遭到清洗的仅有少数几个人。


在意大利，许多下级传道士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许多不信仰宗教的世俗人士（尤其是隶属天主教行动小组的那部分人）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波兰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波兰民族最忠诚的斗士，因此便成了入侵者迫害的对象，在10,017名教士中受害者即达2,647名。曾被拘留在集中营的教士有3,646名，死在营中的有1,996人。到了战争结束时，波兰教会领导机构（由45名主教组成）中，被杀害的、被流放的和遭到某种形式监禁的人就达一半以上。弗朗西斯坎·马克西米利安·柯尔比的悲剧故事感人尤深，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内以他的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的父亲。波兰天主教徒对国家被占领的痛苦感觉尤深，因为完全与波兰天主教领导机构断绝关系的梵蒂冈无法向波兰天主教徒提供任何真正的援助，他们除了对德国灭绝波兰人民的政策进行谴责外，感到无计可施。流亡在外的波兰人比在德国奴役下的波兰人更加强烈地要求罗马教廷公开发布谴责德国的措词强硬的声明。


罗马教廷特使、流亡在卢尔德的枢机主教何兰德以及曾先后在巴黎和伦敦避难的符拉迪斯拉维亚教区主教拉东斯基阁下成为波兰国内天主教徒的发言人。1942年9月拉东斯基阁下对教皇保持“缄默”，向罗马教廷的国务卿马格里昂阁下表示愤慨抗议。但马格里昂告诉他说，教皇不可能比留在波兰境内的主教们作得更好。留在波兰境内的那些主教们更是默不作声，他们甚至连教皇送来的一些鼓励信件都未向教友们传达。罗马教廷显然是允许各国的主教们决定它的政策的。罗马教皇驻柏林的使节于1943年3月2日致教廷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一些主要的要求，两天以后向教廷递交了这份备忘录，但教廷未予答复。教皇驻柏林的代表被剥夺了讲论波兰事务的权力。


在先前被苏联占领，后又被德国占领，最后又被苏联夺去的那部分波兰国土内，对宗教的迫害尤为严重。利沃夫教区的大主教斯泽普梯斯基阁下成了蒙受苦难的人民忍辱负重的象征。
波罗的海诸国内天主教徒遭受的折磨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地区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使得当地教士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判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它巴尔干国家内天主教会的作用是困难的。除去与德国合作的（主要是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外，在那个地区存在着顽强的抵抗活动，强烈反对纳粹推行的种族政策。德军于1939年3月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将占领区改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虽然要听命于柏林，但依然保持自治的形式。传统上罗马天主教一直是斯洛伐克主要的宗教，那里的下级教士与公众一样憎恨匈牙利推行的马札尔化的政策，对后来捷克的统治亦持憎恨的态度。一位天主教士约瑟夫·蒂索阁下在1940年担任了斯洛伐克政府的首脑，与此同时，另一位天主教教士让·斯拉梅克阁下先后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巴黎和伦敦召开的会议。梵蒂冈与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斯洛伐克举行的订立宗教契约的会谈未获成功。当纳粹德国于1941年在斯洛伐克推行反犹法案时，蒂索阁下以辞职相威胁，至少部分地减轻了这项法案造成的影响。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内，罗马天主教会遭受的迫害与其它宗教团体（捷克全国教会和天主教兄弟会）所受到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是一样的，然而这并未能阻止天主教教士直接参加抵抗运动。到了战争结束时，教士当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被杀或被监禁，其中有名的人物是布拉格神学院院长、未来的大主教贝兰阁下。被纳粹处决或折磨致死的教士合计达155人。


在南斯拉夫，得到部分下级传教士支持的帕韦利奇政府残酷地折磨成千上万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目的是使他们改信罗马天主教。这种迫害行动于1941年底达到高潮，后来逐渐缓和下来，主要原因是梵蒂冈和萨格勒布教区大主教斯台皮纳克阁下施加了压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斯洛伐克一样，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教廷可往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伊斯坦布尔等地派驻使节，从而得以继续在一些人道主义团体的帮助下，挽救一百万犹太人的生命。

新教教会
德国

新教教会共拥有教徒4,300万人。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更易受到纳粹国家的控制，主要因为天主教能得到梵蒂冈从境外给予的保护。新教徒共分成28个自治教派，他们并没有一个总的管理机构，因此更加易于受到政治上的操纵与控制。他们在其它各个方面也都是孤立无援的。一方面新教教会的根基是民族主义和条顿民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自由神学，更加强调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对德国的文化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其基督教普救论则退居次要地位。“纯粹基督教”这个口号正是在这种土壤上才得以广泛流行开来。新教徒中的少数派（只有图林根教会中的多数派）认为，他们可以利用纳粹主义，使新教获益。这些“德意志基督徒”成功地使其成员在政府中和各地方教会中担任了职务。但从1933年7月教会也要执行种族法以来，在尼摩勒牧师的领导下，教会对国家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尼摩勒一开始即对民族革命持同情态度，并于1933年9月建立了一个牧师在防御组织。波恩的卡尔·巴特教授周围的人使神学界的抵抗活动具体实现。1934年5月底，在巴摩勒牧师的赞助下，于莱茵兰的巴曼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宗教会议。在尼特教授的激励鼓舞下，这次会议有力地重申了教会的精神实质，上下之间靠感化和启示，这与“德意志基督徒”搞的种族主义和横向哲学是截然不同的。会议认为：“我们不承认这样的虚构理论，即教会必须宣扬它忠实于各种裁决、各类权势、各类存在的事物和真理，而不忠实于通过上帝的启示而赐给我们的那些东西。”


巴曼会议拒绝承认教会是国家的附庸。再次强调精神教会是福音教派内部真正分裂的产物。与“毁灭的教会”或“德意志基督徒”相对抗的是“完整的教会”。但是精神教会与“完整的教会”则是两码事。精神教会将自身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教会组织，它有一个掌权的宗教会议，一名会议的主席，每年均召开数次会议。所需之款项从教会成员那里征集，同时还建立了几所讲授巴曼会议原则的神学院。年轻的迪特里希·邦赫费尔教授是神学陆军里最著名的教师。但是由于纳粹独裁统治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教会的成员逐渐被迫转入地下。导致路德派与改革派教会发生内讧，以及激进派和主张与传统的教会组织机构共处的温和派之间意见分歧，使得精神教会的力量大为削弱，这是极其不幸的。战争爆发时，它亦随之消亡。


然而，精神教会主要并不是第三帝国的政治上的反对者。它对第三帝国所持的反对态度与传统的教会所持的反对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它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概念（对教徒造成了威胁）持憎恨态度。它的大多数成员希望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他们对政权的信心能够一致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苦处是一方面依附于他们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是抗击新异教徒的攻击。爱国主义的诱惑力即使对于那些最坚定的教会人员来说也是十分巨大的。自从1937年即被关进集中营的马丁·尼摩勒在战争爆发时也自愿地参军了。


如果精神教会未曾宣扬革命，它的某些成员也就永远不会放弃在政治上武装起来反对纳粹主义的想法。这一点至少对邦赫费尔来说是正确的。他在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成功地研究一种很有独创性的神学综合法，即用世俗的观点解释圣经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他反对基督教与世俗责任相脱离以及宗教完全世俗化的理论。他力求创造出大众化的神学，使教会有力量反抗第三帝国的罪恶。


邦赫费尔于1943年被捕。虽然他可能热情地支持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举动，但是他显然未曾参加这一行动。


宗教界人士在此次谋杀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策划谋杀的人当中还包括一些已经放弃宗教活动的人。涉及此次暗杀希特勒活动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德国旧贵族或富有的普鲁士中产阶级的后裔，但其中并没有天主教徒。这些人已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感到已被教会完全遗弃，除了对上帝的虔诚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动力。


总部设在柏林、在德国境内设有20个分支机构的格鲁柏局，是一个奋力援助那些因种族关系遭受迫害的人的重要机构。这个组织是在“福音派教会临时领导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的领导人被当局逮捕并进了集中营，格鲁柏本人也于1940年被投入监狱。


纳粹当局对精神病人实施无痛苦致死术的计划遭到新教的各个团体的强烈反对，即使那些已与教会断绝关系的人也是如此。符腾堡教区的主教沃尔姆于1941年私下表示过反对，他的反对活动也确实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由于战争变得日益激烈，当局对教会的各种例行活动的干涉亦随之而增多。仅仅由于世俗人士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妇女担任了牧师，教士们才得以在战争最后的年代里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坚定地忍受纳粹政权公开迫害的一个宗教派别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权用三角形作为他们的标志，他们拒绝参军，同时还耐心地期待弥塞亚的返回，这一切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这里应强调的是，精神教会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教会。参加这个教会的都是些社会名流，特别是那些蔑视自由神学的年轻人。虽然精神教会的许多成员于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例如，尤根·葛斯坦梅尔牧师从1954年至1969年曾担任联邦议院的主席），但是在纳粹政权统治期间它几乎销声匿迹，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它已逐渐消亡，这是确凿的事实。在德国的牧师当中最多只有10%的人同情精神教会，它的追随者（大部为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是虔诚的教徒。总的来说，德国的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因为其民族传统和在神学方面的约束性较小，故而在与纳粹政权合作方面的疑虑较小，而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因对国际天主教表示忠诚而对纳粹主义持敌视态度。


各个教会在道德上最严重的缺点可能是他们对犹太人的待遇问题所持的态度。在战后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中，人们经常提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沉默”问题。尽管如此，当地和地区的教会在背叛他们的犹太同胞方面应负主要责任。从一开始，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就是很懦弱的，例如，德国主教会议主席和新教协会主席在1933年4月拒绝关于发表反对歧视犹太人的正式抗议书的请求。天主教教会内部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占了上风；新教教会则认为国家有权采取那样的措施。这样一来，当1935年纳粹政权将许多臭名昭著的限制强加给犹太人时，以及在1938年所有公开迫害犹太人的限制都放松时，教会对此仍然保持缄默就不足为怪了。


基督徒放弃其责任一事只能从历史的来龙去脉方面加以理解，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反犹太主义推向高潮；19世纪沙文主义的象征文学将其推向了更高的地步。除此以外，人们看不清“宗教上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上的”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区别，以致于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少数有名望的神学家对反犹太主义提出的警告以及中心基督教政党吁请采取温和政策，均无足够的力量阻止世俗人士对犹太人日益增长的仇恨。被德国占领的一些国家内的情况亦大抵如此。尽管摆在犹太人和基督徒面前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传统的敌对情绪加深了

世界基督教联合委员会

纳粹政权迫害教会引起的国际反响，导致了组建精神教会，同时激起了巨大的感情冲动。瑞士、英国和美国国内激发的同情心促使他们立即向德国新教徒们表示了友爱的情谊。此外，德国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世界教会联合委员会内部新教各团体的重新组合更进了一步。各团体重新组合一事早在1938年于乌特勒支已经确定，但因战争的关系，大家同意推迟到1948年实施。使德国的新教徒与海外新教徒联合起来一事，又是那位邦赫费尔从中起了作用，当然他在干这件事时得到了英美两国领圣餐者的友谊援助。英国圣公会奇切斯特教区主教贝尔直言不讳地反对战时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并试图使英国对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抱同情态度，但未获成功。奥斯陆教区主教贝尔格拉夫在1942年被拘禁之前，一直是宗教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首领。1939年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援助难民的机构，后来这个机构又迁往瑞士，它曾积极为遭受种族迫害的人寻找庇护所。


法国新教徒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作为少数派（4,200万人中只有80万新教徒），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政策。这样他们也就用不着考虑要讨好与天主教教会关系密切的维希政府了。胡格诺教派的教徒们也怀疑“教权主义”会复苏。法国新教联合会主席、世界基督徒联合委员会副主席之一的波哥内牧师认为，1940－1943年在维希政权背后隐蔽着一个反新教的运动。然而，他确实同意在维希政权内担任胡格诺派教徒的代表（先在维希，后在巴黎，时间是从1940年7月至1943年3月）。波哥内牧师认为，他可利用这个机会来写抗议种族迫害的信件。1941年3月26日，他给法国犹太教负责人写了信；6月27日及8月20日先后给贝当写了信；1943年8月27日给赖伐尔写了信。1942年9月22日，改革教会全国委员会在给其会众的信件中，对迫害犹太人一事进行谴责，人们在几乎所有的新教布道讲台上均可听到这封信。总的来说，新教的各个教会不象天主教教会那样，行动起来各行其是。尽管他们在一开始时十分谨慎有所保留，但是他们积极地提供了援助。他们起初是孤立无援的，后来他们很快地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南方。法国青年运动组织了一个名叫CIMADE（法文“被疏散人员内部行动委员会”的缩写司）的机构，最初目的是援助阿尔萨斯－洛林；从1940年秋季开始，又致力于援助非雅利安族的难民。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到法国南部以后，他们活动便更加小心谨慎了。


小 结


纳粹政权选定的攻击目标是天主教会，但与新教教会相比，天主教在避开攻击方面更加有准备。虽然它在保护群众不受纳粹理论毒害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为组织形式是极权主义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能力为其政治活动制定神学上的理论。与经相反，新教（其教义实质受到纳粹异端邪说的亵渎）中的杰出人物在为“真正的信仰”作斗争时——即成立慰藉人心的精神教会，使得新教又获得了新生。


然而，从教会的“沉默”中是看不出他们的真正态度的，而从他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所作所为方面则可看出他们的真正态度。我们手头现有的文件不足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动机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他们是个人还是集体，如果是因怯懦而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可能会执行机会主义的、天真的顺应主义。但是许多人是因为宗教的信仰而反对纳粹主义的。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斯费尔斯曾写道，单单各教会的反抗就有能力取得明显的成功，因为他们是在本国的国土内进行自卫，并且有助于建立抵抗运动的积极形式，而其紧迫性和力量都是外部革命运动无法提供的。

it 's very profound and convin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