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精神探析(二)

（二） 广采博纳，兼收并蓄
浙东地域是越文化的发详地，但并不是学术文化中心，而是地处偏隅，受中原文化传播、辐射，因而易于兼容不同的学术文化，各种学派和学术思潮都在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浙东学人在吸纳不同学术文化的过程中，学有自得，并作出了出色的创造。所以，广采博纳，兼容并蓄是浙东学术的一大传统。
从北宋到南宋，中原和内陆地区的胡（瑗）学、王（安石）学、蜀学、洛学、关学，随着皇室和士族南渡，其流风遗韵首及两浙，于是两浙成为诸学交流的中心，浙东之学于斯融贯诸学之长，亦是势至必然。
北宋时期，“明州杨杜五子”，杨适“善言治道，究两代治乱之源，范仲淹守越时重之。”杜醇，于鄞县建学，延请当时县令王安石为师，教授弟子。王致“倡为有用之学，”并与王安石“言政事”，为王安石所重。可见，明州五子就受到范仲淹、王安石学术的影响。同期，永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等人主要受“安定（胡瑗）湖学”的影响，讲“明体”、“达用”之学。稍后“永嘉九先生”皆学于程门或私淑之。
南宋时期，浙东学人亦多受中原之学的影响，如金华之学与程颐之学亦有渊源。吕祖谦五世祖吕公著与司马光同朝为相，他与程颐师事胡瑗，后又心服程颐，并师事之。高祖吕希哲则受业二程之门，并受诸家影响。南宋时期之永嘉一地则郑伯熊、郑伯英兄弟得周行己之传，刻印程氏之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由此可见程学对永嘉学者的影响。而永康之学，全祖望、黄百家等人都认为其学无所承接，但陈亮自郑景望、陈傅良之学的牵带，亦与永嘉流播之程氏之学有关，因此，《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将陈亮列入“景望门人”。
可见，在北宋至南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浙东学人吸纳了胡学、王学、关学等中原学术的内容，其中程氏的洛学对浙东学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之学与浙东学术的关系可以分为二方面，一方面，浙东事功之学如陈亮等人与朱熹展开了辩论，思想观点有明显冲突，亦有切磋讨论和吸收；另一方面，浙东学人与朱学有大量的交集和融合，诞生了以何基、王柏等为代表的金华朱学，和以黄震、王应麟为代表的四明朱学。金华朱学从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柳贯、黄溍，到元末明初的宋濂流传六代，时间历经百年，称之为朱学的嫡脉。四明朱学包括黄震、王应麟、史蒙卿等人，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总之，朱子之学流入浙东一地，渐具有浙学特色，且保持和发扬了朱学博学多识的传统。
陆九渊的心学在浙东地区广泛传播，并获得创造性的发展。“甬上四先生”是陆氏弟子，他们鼎力宣传陆学，使陆学大行于四明，浙东渐成中国心学大本营。明代中叶，阳明先生倡“致良知”，一时心学遍及大江南北，浙东仍为心学之重镇，阳明之主要弟子如徐爱、钱绪山、王龙溪皆浙东人士，后又有刘宗周、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修正。
上述可见，程学、朱学、陆学在浙东地域各有其传播和发展，章学诚指出的“宗陆而不悖于朱”， “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正是说明了浙学此种“广采博纳，兼容并蓄”而又以我为主的学术特征。程学、朱学、陆学在浙地各有其地位，同样，汉学与宋学、经学与史学、博雅之学与专家之学亦并驾齐驱，或相互交融。浙东学术的这种学术兼容性，其原因是由于浙东学术以经世致用为本，凡一切具有自得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学术，在“经世致用”的天平上，不仅不相矛盾，而且足资互补。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著之于事物”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去看待学术之异同，如此，一切门户之见皆冰消雪融。可见，浙东学术之广采博纳，正是奠基于生活实践、经世致用的根基上。
（三） 求真求是，一本万殊
浙东学术具有求真求是、一本万殊的优秀传统。
求真即追求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致，求是之“是”，即有正确之意，亦有肯定、合理、应当之意，求是即是追求合理，即追求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一本万殊”，语出黄宗羲，意为追求真理的途径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是多样的、相对的。
早在汉代，浙东先贤王充就举起了追求真理、杜绝虚妄的旗帜，他著作《论衡》就是要“考论虚实”，他无法容忍谶纬神学和庸俗经学那种“虚妄之言”，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 王充所主张的“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吸取了荀子、墨子、法家学说的合理因素，是当时所能达到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最高水平。
南宋浙学主张“道器相因”“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具有求真求实的倾向，同时，亦具有 “道义”与“功利”一致, 真为善相合的求是求善的倾向。如叶适在《习学记言》中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唯知道者不能知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也，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这是说，道不能离开物而单独存在，“道”是从具体事物总结出来的规律或原则，故掌握了“道”也就更深入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陈亮则言：“夫道非出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 叶适、陈亮的“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观点，将思维的共性一般始终看作是与具体存在事物不相分离的统一体，共性一般并不是独立的存有，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了世界的真实性和统一性。
求真求是，必须深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叶适提出要“折衷天下之义理”，“考详天下之事物”。他说“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 这种重视实际效果的认识路线与道学家“舍实事而希影象，弃有用而为无益” 的性理空谈是根本对立的。陈亮从“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要求“明于事物之故” 即认识客观事物的原因和本质。他认为，实践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要从实践的结果看出是非，判定能否。他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 实践出人才，实践出真知，充分显示了陈亮要求从实践中去求真求是的思想。
明清时期，王阳明言“心学”，这固然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但他的“致良知”学说，包含着注重实践，强调本体和工夫的统一，以工夫见本体的合理因素，他倡导的主体精神，亦为求真求是准备了主体性条件。刘宗周主张“理气合一”说。他说： “天地之间一气也已，非有理而后有气，乃气立而理因之寓也”“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理气合一、理寓于气与南宋浙学的“道不离器”的观点一样，皆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在道、器关系上，章学诚主张由器而道、道因器显的观点。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而显” 形而上之 “道”存于形而下之“器”中，离开“器”的“道”是不存在的，道存于器中，因而可以“因器而见道”。道不离器，道器合一实质上是清代浙学的哲学基础。
浙东学人认为，求真求是为学术之目标，而寻求真理的途径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学术真理不能为一家所垄断。黄宗羲提出“一本万殊”，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原则，是富有时代精神的学术命题。
“一本”指儒家的圣人之道，在广义上说指学术真理的总体或全体，“万殊”是指学者对圣人之道的多样性体认，亦指追求真理多种多样的方法、途径。黄宗羲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一家之私，“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脉，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也”。学术真理人人皆可以追求，每一个学人都可以尽自己之力去探索、体认，只要工夫著到，就可以“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各种学术对于真理的体认有深浅醇疵之别，却不能说是与学术真理无关的。“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显示其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由此，黄宗羲主张“殊途百虑之学” ，必须重视“一偏之见”，承认“相反之论”，如此才符合真理多样化的客观发展，即使是佛道各家，也都曾“竭其心之万殊而后成家”，也就在不同程度上有见于 “道”。他说：“昔明道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而后返求诸六经。考亭于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趋，订其是非。自来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 出入老释，正是为了“究其归趋”、“订其是非”，吸收其学术营养，为学术创造准备条件。
从“一本万殊”的学术真理观出发，宗羲要求打破学术垄断，破除门户之见，否定鹦鹉学舌式的教条成见。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须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同异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
总而言之，“一本万殊”的学术真理观具有深刻的理论启蒙意义，是求真求是的利器，也是求真求是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