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精神探析(三)

(四)经史并重，义利双行
“经史并重”是对“经”与“史”的学术价值的正确判断，“义利双行”是对“义”、“利”关系的恰当处置，也是对义利作为现实价值的正面肯定。二者实质上是浙东学人对价值（善）问题上的富有自己个性的见解，这种见解，显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意识的价值认定，但却是更为逼近近代意识，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选择。
先说“经史并重”。“经”一般指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儒家六经，“经”在传统意识形态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史”即史学研究并指有关史学研究的史料、史著、文物制度和实物遗存的汇集与考证。“史”具有历史性、实存性、客观性，具有历史价值，即对于现实政治的借鉴意义。“经”与“史”的价值地位及相互关系，在封建文化意识体系中，是 “经”重于“史”。古人说国家治理，归言为“人心” “治道”二端。“人心”高于“治道”。“人心”就是《四书》《五经》所言的内容，“治道”就是国家治理的具体制度和方法，除了针对现实之外，还要借鉴历史。经学家、道学家们常常把天下之治乱归结为 “人心”问题，归结为个人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这是一种道学唯心主义在历史观问题上的表现。只讲人心而不研究现实问题，不从历史研究的借鉴中寻找“致治”的方法和方案，使他们一遭遇社会问题和时局变化，就只能作壁上观，这是空言性理、重经而不重史带来的恶果。
浙东学者对史学的重视是一贯的，并且把史学与经学看成是同样具有价值的，避免了这种偏面性，无论是他们所强调的“史学以经世”（章学诚），“六经皆史”（叶适、王阳明、章学诚），还是“言性命之理必究于史”（章学诚），“学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黄宗羲），都要求将史学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要求把经学讲求与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性命之理的分疏、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事务的解决统一起来，这在学术价值定位上更为全面，在学术视野的拓展上更为开阔。
再说“义利双行”。“义利双行”是陈亮与朱熹学术争辩中，朱对陈学术特点的概括和评价，其原意具有贬斥的意味，其实对于浙东学者甚至包括整个浙东学术特点概括却是较为贴切的，浙东学人并不讳言“利”字，也往往将“义”和“利”联系统一起来加以考量。
中国古代儒学言“正德、利用、厚生”并不讳言“利”字。在孔孟的有关论述中，仁义礼智的价值即道义价值始终是首位的，但孔子亦言：“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亦言“恒产”、 “恒心”。然而，他们说到“利”，则往往从“义”的对立面加以界说，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言“何必曰利”。后之儒者，不从原始儒学讲“义”、“利”关系的整体出发，而抓住“义”、“利”之对立义片面发挥，这就歪曲了孔孟所言“义”、 “利”的本意。如董仲舒所谓“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就是将两者加以绝对化的命题。
延至宋明时期，道学家们离开功利讲道义，离开效果讲动机，离开了真讲善，把“功利”、“效果”看作是洪水猛兽，是损害“道义”的大恶。南宋浙东学人如叶适、陈亮的观点与此不同。叶适说： “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又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 以利和义，义利本不相悖，仲舒之论，看上去极好，但实行起来却大成问题，离开了实践的功利效果，所谓“道义”也就只剩下空言一堆。叶适从理论与实践的相悖、矛盾揭露董仲舒理论的虚伪性，可谓一针见血。陈亮和朱熹的辩论，朱熹言道，从 “洁净空阔”的理想世界出发，贬斥历史和现实的人与事，表现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道德勇气，但这个“道”毕竟相距现实十分遥远，也与人的生存实际状况相悖。陈亮则是从现实（包括历史实际）出发，从人的生存实际出发，并将其作为立论基础。他说：“秘书（指朱熹）以为三代以前的都无利欲，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洁净。⋯⋯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洁净。”陈亮认为，人的存在是灵与肉的统一体，因此，才有人心，便有许多因素相互交集，不可能洁净统一，所谓“圣贤” 的洁净之心，不过是儒家抽象化理想化的结果。儒者所言义与利、王与霸，评汉唐得失，其说的与做的，理论与实践是完全脱节的，而真实的结论只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中得出。要言之，陈亮认为求善必须以求真为基础，没有真实与真理，所谓至善只是空言一场。
黄宗羲从作为灵与肉的统一的人的真实存在出发，宣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充分肯定了人的个人利益的真实性，并以此作为批判君主专制政体，阐释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出发点。
浙东学者言“以利和义”、“义利双行”、“义利统一”，从这种价值观出发，必然得出“农商皆本”的正确结论。浙东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工商皆本”要求“通商惠工”。如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他要求“通商惠工”，“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陈亮则说：“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之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实质上是要求发展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
如上所述，浙东学人表述了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价值观：在学术价值上，主张经史并重；在社会价值上，主张义利双行；在经济价值上，主张农商皆本。由此，充分反映了浙东学术真与善、理论与实践、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五）学有专攻，贵在创新
浙东学者亟称“自得之学”、“殊途百虑之学”、“专家之学”，是强调凡学问必有宗旨，思虑必有体认，学术必有创制，反对拾人牙慧，鹦鹉学舌，以水济水，以语录为究竟的经生之学。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浙东学人深受心学的影响有关，阳明之“良知”，梨洲之“本心”，实斋之“性情”，流风余韵，前后相续百年而不少衰，实构成浙东学术之明显特征。
阳明倡言“心学”，曰“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理”即仁义忠孝之礼，属伦理，亦可解为物理。求“理”于心，即理为“心”之认可、判定、确认之事物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是人为自然立法，亦是人为社会立法，从而高扬了“吾心”之主体性。阳明之说也可应用于学术创造，纵有花花世界之万千事物，府库收藏之无数资料，古今中外之学术巨擘，皆须经“吾心”之理性良知作出裁断、决择，孰是孰非孰醇孰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得创造。“吾心”乃学术之最高权威、最高标准。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珍贵在于“得之于心”的独特创造，这种创造高于一切既定的权威。阳明之说实为明清浙东学人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创造奠下了基础。
梨洲倡“殊途百虑之学”，强调“自得”“学有宗旨”，与阳明之说一脉相承。他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求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心之万殊”既为个人意识及生存世界的发展演化的无限可能性，亦是每个个体之工夫、本体互动而造成的生存世界、知识世界的特殊性，由此才形成学术创造的“一本万殊”“殊途百虑”的无穷丰富性。由此而言，学术各门各派，各个学者之“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一本而万殊的特立独行之学就是章学诚所言的“专家之学”。
“专家” 之学这是实斋对浙东学术的深刻总结。他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实斋以“贵专家”“尚博雅”分别定义浙东、浙西之学，十分精到，实斋所言 “专家”之学即为由器达道的著作之学，是发乎性真、极乎通识、达乎大道、验于效用、救弊补偏而开时代之新风的创新之学。这也就是浙东学术追求的学术精神。
由上所述可见，浙东学术的学术精神是：实事实功，经世致用；广采博纳，兼收并蓄；求真求是，一本万殊；经史并重，义利双行；学有专攻，贵在创新等。也即是求实求真的精神，宽厚博大的精神，专业专家的精神，自得创新的精神。
学术精神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学术精神来自于人们学术研究和学术追求的过程，似乎是书斋里的事情，但事实上学术精神与民间生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研究的主题与精神一方面来自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是对现实生活的总结和回应；另一方面，学术的主题与精神又在口耳相传、风尚相习的无形过程中以种种形式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浙人在历史上尤其是南宋以后无论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在学术文化研究中都创造了辉煌业绩，浙江亦被誉为“文物之邦”。近二十多年来，浙江老百姓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放开手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承袭浙东学术文化之内在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无论搞生产、做生意，还是搞研究、做学问，浙人都表现出一股子钻劲，一股子拼劲，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没有从实际出发的求真实干的精神、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善于学习自作主张的创新精神，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而这是与浙东学术的深长传统分不开的。

老大，发在一起好吧，这样看起来至少方便一些吧。

不是我不发在一起啊!只是字数太多啊!